上周我在老家阁楼上整理旧物，翻出来两样完全不搭的东西：一样是爷爷用牛皮纸订成的剪报本，封皮上用蓝黑钢笔歪歪扭扭写着“1964东京奥运会观赛记”，纸页已经黄得发脆，里面贴满了他从《人民日报》《体育报》上剪下来的赛事消息，页边还写了不少批注；另一样是我2018年去平昌看冬奥会的短道速滑门票根，印着武大靖夺冠那场的日期，背面还写了我当时散场时随手记的一句话“绝对的实力才是对抗偏见的最好武器”，这两样隔着54年的东西，刚好对应了东亚土地上办过的三届日韩奥运会，翻着翻着我就突然意识到，这三届赛事哪里只是三场体育盛会啊，根本就是三面镜子，把这半个多世纪里东亚国家的发展心态、体育理念，甚至藏在骨子里的性格,都照得明明白白。
1964年东京奥运：亚洲第一次拥抱五环，是日本赌上国运的“成人礼”
现在提起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，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“日本战后洗白的工具”，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60年前，你会发现这届奥运的分量，远远超过了体育赛事本身。 1964年距离二战结束才过去19年，日本当时刚刚从战争的废墟里爬出来，国际形象依旧是“战争发起国”，经济虽然开始复苏，但在欧美国家眼里依旧是个“做廉价小商品的亚洲小国”，为了办这届奥运，日本几乎赌上了全部家底：总投资近30亿美元，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年GDP的3%，专门修建了12条新公路、8条新地铁，甚至把新干线的通车时间硬生生提前了两年，赶在奥运开幕前一周正式运营，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看到日本的基建能力。 我爷爷的剪报本里，详细记了他当时追比赛的细节：那时候他26岁，是县里中学的体育老师，全校只有校长家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，还经常收不到信号，他攒了三个月的粮票加12块钱，托人从上海带了个半导体收音机，每天下课就蹲在办公室门口听赛事转播，剪报里最厚的一部分就是女排的内容，1964年排球第一次成为奥运正式项目，日本的“东洋魔女”女排以全胜战绩拿了冠军，爷爷在那篇报道旁边用红笔写着“何时我中华健儿也能站上奥运女排领奖台？” 后来我听我爸说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那天，爷爷抱着刚上初中的我爸，在自家新买的14寸黑白电视前面哭了快十分钟，说等了20年的心愿终于了了，去年爷爷去世前，我还跟他聊起这件事，他说那时候看着日本能办奥运、能拿女排世界冠军，他心里既羡慕又不服气，“都是黄种人，他们能做到的，我们肯定也能做到”。 我一直不认同现在网上“1964年东京奥运毫无意义”的说法，哪怕它确实有日本重塑国际形象的考量，但对于整个亚洲来说，这是第一次有非西方国家举办夏季奥运会，彻底打破了欧美国家对奥运举办权的垄断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给了很多像我爷爷那样的中国体育人一个信号：黄种人不是天生就不如欧美人，只要肯练，我们也能站在世界体育的最高领奖台上，这种精神层面的激励,是多少经济收益都换不来的。
2018年平昌冬奥：写满争议的赛事，藏着韩国体育的“身份焦虑”
如果说1964年的东京奥运是让我觉得震撼的，那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，就是我现场看过的最憋屈的一届赛事。 那时候我刚做体育记者第三年，攒了半年的奖金加上请了一周年假，专门飞过去看短道速滑的比赛，我至今都记得武大靖夺冠那天的场景：前面的男子1000米、女子3000米接力，咱们的选手好几次被判犯规，明明是韩国选手主动碰撞、恶意阻挡，裁判却视而不见，现场的中国观众嘘声都快把顶棚掀了，裁判还是无动于衷，甚至连申诉的机会都不给我们，到了男子500米决赛，武大靖从出发就抢在第一位，全程把两个韩国选手甩在身后半个身位以上，根本不给对方接触的机会，最后冲线的时候，我旁边的中国观众都站在椅子上喊，嗓子都哑了，我旁边坐的几个韩国观众本来一直在喊“大韩民国”，最后都闭了嘴，脸黑得像锅底。 散场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东北大哥跟同伴说：“要是没这绝对实力，今天这块金牌又得被他们黑走。”我当时特别有共鸣，掏出笔就在门票根背面写了那句“绝对的实力才是对抗偏见的最好武器”。 平昌冬奥的争议远不止短道速滑这一项：开幕式上把中国的活字印刷、凤凰等文化元素当成韩国传统文化展示，引来无数网友吐槽；奥运村的食宿条件差到离谱，很多运动员吐槽饭菜难吃、房间太小，甚至还有运动员因为房间太冷感冒退赛；赛后的奖牌设计也被吐槽抄袭了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设计。 我后来跟一个研究韩国文化的朋友聊起这件事，她一句话点破了本质：韩国办平昌冬奥，本来就是憋着一口气想证明自己不比日本差、不比中国差，这种“攀比式办赛”的心态，让他们太急着要结果了，急到可以无视规则，只要能拿到金牌、能赚到关注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。 本质上这就是韩国刻在骨子里的身份焦虑：作为一个夹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，他们太需要靠体育这种短平快的方式，证明自己的“独特性”和“强大”，但他们忘了，体育最核心的底色永远是公平竞争，靠作弊换来的金牌，非但不会赢得尊重，反而只会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小家子气，我一直觉得，平昌冬奥是最典型的“反面教材”：如果办赛事的初衷不是为了推广体育、促进交流，只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，那办得再豪华,也注定是失败的。
2020年东京奥运：被疫情偷走的盛会，打碎了奥运的“功利幻觉”
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，可能是奥运史上最特殊的一届：因为疫情推迟了一年举办，全程空场比赛，没有观众，甚至连运动员领奖都要戴着口罩，连互相拥抱都要被提醒保持距离。 我家楼下开便利店的小姑娘林林，之前在东京读了四年大学，2019年就抢了东京奥运开幕式的门票，还订了机票和大学附近的民宿，打算毕业两周年回去跟同学聚聚，顺便看奥运，结果2020年初疫情爆发，奥运宣布推迟，她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，2021年也能去，结果到了2021年，日本疫情依旧严重，国门不让进，开幕式也空场举办，她攒了一年的计划全泡汤了，那阵子她在便利店的墙上贴了好多东京奥运的海报，还进了一批奥运周边的钥匙扣、徽章，最后基本都没卖出去，她跟我吐槽说“我感觉我整个青春的盼头都被疫情偷走了”。 那届奥运的槽点实在太多：开幕式被网友吐槽是“阴间开幕式”，表演内容阴森诡异，完全没有往届奥运的活力；奥运村的纸板床被运动员吐槽一踩就碎，食宿条件还不如平昌；桥本大辉跳马出界还拿金牌的争议，更是把赛事的公平性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但我反而觉得，这届被疫情“毁了”的奥运，刚好把近几十年来奥运身上的“功利幻觉”彻底打碎了，之前各个国家抢着办奥运，算的都是经济账：能拉动多少GDP，能带来多少旅游收入，能提升多少国家形象，能拉到多少赞助，结果疫情一来，门票收入没了，旅游收入没了，连观众都没有，所有附加在奥运身上的功利价值瞬间清零，大家才突然意识到，奥运最核心的从来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是运动员四年甚至八年的咬牙坚持，是不同国家的人跨越隔阂聚在一起的交流，是哪怕没有观众也要站在赛场上的热爱。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届奥运里的伊拉克短跑选手亚拉·阿扎德·阿卜杜勒·哈米德，他只有一个人代表伊拉克参赛，没有教练，没有队医，甚至连专属的运动服都没有，比完赛就自己背着包默默离开了赛场，那个场景当时看哭了好多人，那才是奥运最初的意义啊：不是为了拿金牌，只是为了代表自己的国家站在那个赛场上，告诉全世界“我们也在”。
三届日韩奥运照出的路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育？
把这三届日韩奥运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它们刚好对应了东亚国家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：1964年的东京奥运是“证明型”的，日本要证明自己已经从战争的废墟里站起来了，有资格跻身发达国家行列；2018年的平昌冬奥是“攀比型”的，韩国要证明自己不比周边的大国差，是个有存在感的发达国家；2020年的东京奥运是“迷茫型”的，日本想复制1964年的成功，却发现时代早就变了，靠办奥运拉动经济、提升形象的路已经走不通了。 其实我们中国的体育发展，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我们也特别看重金牌榜的排名，每一块金牌都能引发全民狂欢，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需要靠这些东西证明自己，告诉全世界“中国好起来了”；但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明显就变了：我们不再执着于金牌榜的位置，会为苏翊鸣的银牌开心，会为羽生结弦挑战4A鼓掌，会为那些没能拿到奖牌但是突破了自己的运动员喝彩。 前阵子看巴黎奥运会的相关讨论，大家聊得最多的不是中国拿了多少块金牌，是全红婵怎么那么可爱，是马龙的传奇还在继续，是郑钦文第一次打奥运就拿了银牌，是很多没拿到奖牌的运动员站在赛场上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这说明我们的体育观念真的变了：我们不再需要靠体育来证明什么了，我们终于开始享受体育本身的快乐了。 我把爷爷的剪报本和我的平昌门票根放回盒子里的时候，突然想起爷爷去年去世前跟我说的话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看奥运，想的是“我们什么时候能拿金牌”，后来看北京奥运，想的是“我们什么时候能办奥运”，现在看奥运，想的是“这些孩子真厉害，玩得开心就好”。 你看，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，日韩的三届奥运会给我们趟了所有的雷：靠洗白换不来尊重，靠作弊换不来胜利，靠功利的算计换不来体育的快乐，未来我们的体育，终归是要回到人本身：回到放学后在操场上跑跳的孩子身上，回到周末去球场打球的普通人身上，回到那些为了热爱而坚持的运动员身上，回到跑起来就有风的纯粹快乐里,这才是奥运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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