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去上海出差,抽了半天时间去逛大名鼎鼎的1933老场坊，这个始建于1933年的 former 工部局宰牲场，如今早已变成了文创园区、潮流活动聚集地，我去的那天刚好赶上园区办业余飞盘邀请赛，混凝土浇筑的弧形回廊里全是穿着运动服、攥着飞盘跑的年轻人，场边加油的人里还有头发花白的阿姨，喊得比谁都响。
我靠在廊柱上吹着风,忽然有点恍惚：1933年建造这个建筑的人，肯定想不到九十年后，这个曾经和“生存”绑定的空间，会变成大家追求“快乐”的运动场地，而1933年那些喊着“强国必先强种”的体育先驱们，更不会想到，他们当年拼尽全力争取的“全民体育”，如今真的变成了每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。
1933年的那场体育浪潮，是一代人救亡图存的呐喊
要聊中国的现代体育,1933年是绕不开的节点，那一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体育法规《国民体育法》，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“所有国民均有接受体育教育的义务”“中小学必须开设固定体育课”；也是在那一年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召开，刚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孤身回国的刘长春，在男子100米决赛里跑出了10秒7的成绩，这个纪录整整保持了25年才被打破。
我爷爷今年98岁,刚好是1933年读初中的年纪，每次聊起体育他都要跟我讲当年的旧事：“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是从东北逃过来的，一上课就跟我们哭，说东三省的学生连跑的地方都没有，日本人不让中国人练体育，怕我们身体好起来反抗，那时候我们冬天穿草鞋，早上六点就得起来绕着城墙跑五公里，下雪也不能停，校长站在城门口喊，‘你们多跑一步，将来上战场就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，中国就多一分赢的机会’。”
爷爷现在每天还能绕着小区走三圈,耳不聋眼不花，他总说自己的好身板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：“我们那时候哪懂什么健身、爱好啊，练体育就是为了不被人叫‘东亚病夫’，就是为了能保住这个国家。”
现在很多人聊起民国时期的体育,总喜欢说那是“黄金年代”，有刘长春这样的运动员，有全国运动会，还有各种体育社团，但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什么黄金年代，我始终认为，1933年的体育浪潮，从根上说是一代人被逼出来的呐喊：当整个民族都站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时，体育从来不是什么闲情逸致的爱好，是绑在民族命运上的救命绳，每一次起跑、每一次投掷、每一声呐喊，都是对着“东亚病夫”这个屈辱招牌的反击。
刘长春1933年破纪录之后接受采访说,“我今天跑得快一点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，中国人不是跑不动，我们总有一天能跑到世界最前面去”，这句话我每次读都要掉眼泪，你看，那时候的体育承载了太多不属于它本身的重量，可正是这些重量，托着我们这个民族，一步步走出了最黑暗的那段路。
从“要我练”到“我要练”，体育用了半个多世纪撕掉了“功利”标签
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对体育的认知，其实还是没有跳脱出“功利”的框架。
我妈是70后,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她对体育的所有记忆，除了小学时候围着土操场跑圈，就是中考要考800米。“那时候谁会觉得体育是好玩的啊？”我妈之前跟我吐槽，“我小时候跑800米每次都要哭，跑吐过好几次，就怕考不过上不了高中，那时候看女排夺冠，全村人凑在黑白电视前面哭，觉得那是国家的光荣，可跟我自己有啥关系啊？我又当不了运动员。”
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读小学四年级,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全班看开幕式，看比赛，老师让我们写作文，主题都是“要向奥运健儿学习，为国争光”，那时候我对体育的认知也特别简单：体育就是运动员的事，就是要拿金牌，拿不到金牌的体育是没有意义的。
这种认知一直到我读高中才被打破,那时候我成绩不好，总被老师说“将来考不上大学没出路”，每天压力特别大，放学之后就跟班里几个同样成绩不好的同学去操场打篮球，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打得特别烂，经常打满一节课也进不了几个球，可是每次在球场上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所有的压力都没了，不用想成绩，不用想排名，只需要想着怎么把球扔进那个篮筐里就行。
那时候我才明白,原来体育从来不是只有冠军才能参与的，原来体育最本真的意义，是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快乐。
后来我做体育行业的写作,接触过很多运动员，也接触过很多普通的运动爱好者，我越来越觉得，我们之前对体育的认知走了太久的弯路：要么是把体育当成保家卫国的工具，要么是把体育当成争金夺银的任务，要么是把体育当成升学考试的加分项，我们给体育加了太多的附加价值，唯独忘了，体育最初的样子，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快乐和健康创造出来的活动而已。
2014年国家把“全民健身”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候，我身边还有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“我们奥运金牌拿得够多了，还搞这些干嘛”，我当时就跟他们说，这才是我们体育事业真正的转折点：当我们不再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的实力的时候，体育终于可以回归它的本质，属于普通人的时代终于来了。
站在1933的旧址上玩飞盘的我们，终于接住了九十年前那支接力棒
说回我在1933老场坊看到的那场飞盘赛,我当时在场边蹲了半个多小时，跟好几个参赛的选手聊天，发现没有一个是专业运动员：有一个是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，去年查出来重度脂肪肝，医生说再不动就要得糖尿病了，才开始跟着朋友玩飞盘，现在不仅脂肪肝没了，还成了队里的主力；有一个是刚生完孩子半年的宝妈，之前产后抑郁，跟着闺蜜来玩飞盘，现在每周雷打不动打两次，说“在场上跑的时候，我不是谁的妈妈，不是谁的妻子，我就是我自己”；还有一个62岁的阿姨，之前一直跳广场舞，去年跟着孙女玩了一次飞盘就爱上了，现在跑得比很多年轻人还快，她说“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体育是运动员的事，现在才知道，我老太太也能当运动员”。
那天的比赛最后也没发什么值钱的奖品,冠军队每人拿了一个印着1933logo的飞盘，大家抱着飞盘合影，笑得特别开心，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忽然就想起了爷爷讲的1933年的晨跑，想起了刘长春在跑道上孤独的身影，九十年前的人拼尽全力想要实现的“全民体育”，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
这几年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：贵州的村BA现场，几万人围着露天球场看一群农民打篮球，参赛的有开小卖部的，有开挖掘机的，有在外打工回来的，没有奖金，冠军的奖品就是一头牛，可是热度比CBA季后赛还高；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，报名名额一放出来就秒空，参赛的人里有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，大家不是为了拿名次，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和几万人一起跑步的快乐；现在随便哪个城市的公园，到了晚上都有跳广场舞的阿姨，玩滑板的小孩，打羽毛球的年轻人，还有沿着绿道跑步的上班族。
我之前刷到过一条评论,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玩飞盘、玩腰旗橄榄球都是摆拍，都是“伪运动”，我特别不认同这种说法，我始终觉得，体育从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不是只有跑全马、打职业联赛才叫体育，你楼下的大爷每天打太极是体育，宝妈在家跳刘畊宏是体育，小朋友在小区里追着跑是体育，哪怕你就是为了拍两张照，出门跑了十分钟出了点汗，那也是体育，只要你愿意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愿意动一动，就比躺着刷手机强。
之前有人问我,你觉得现在我们的体育水平算高吗？我说，评价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，从来不是看它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，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有没有运动的习惯，有没有足够的运动场地，有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的权利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现在的体育，比1933年强太多了，也比很多只看重金牌的国家强太多了。
九十年的轮回里，体育的根永远扎在普通人的生活里
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刚好刷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新闻，看到有很多普通群众也能报名参与亚运会的火炬传递，还有很多大众赛事项目向普通人开放，我忽然就觉得，九十年的时间，我们真的走了很远的路。
1933年,《国民体育法》公布的时候，全国能有机会上体育课的学生不到百分之一，全国能跑的专业田径运动员加起来不到一百人；2023年，我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超过2.6平方米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超过38%，你能想到的运动项目，几乎都能找到同好。
1933年,刘长春跑出10秒7的成绩的时候，他想的是“要让中国人不再被叫做东亚病夫”；2023年，我们的短跑选手苏炳添跑出了9秒83的亚洲纪录，而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在1933老场坊的场地上接飞盘的时候，想的只是“今天玩得真开心”，这两个场景隔着九十年的时光，可是本质上是一样的：我们都在通过运动，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我们整个民族，也在通过每一个普通人的运动，变得更强。
我爷爷前几天看村BA的新闻,看了半天跟我说：“真好啊，我们那时候练跑步是为了活下去，现在的人打球是为了开心，这才是真的强国了啊。”
是啊,九十年前的1933，体育是照亮民族前路的一束光，九十年后的今天，体育是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星光，我们不用再喊着“救亡图存”的口号去运动，不用再为了考试、为了金牌去运动，我们可以为了快乐去运动，为了健康去运动，为了自己去运动，这才是1933年那些体育先驱们，真正想要看到的未来。
而我们每个愿意动起来的普通人,都是这束光的继承者，也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冠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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