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去上海出差,抽了半天时间去逛大名鼎鼎的1933老场坊,这个始建于1933年的 former 工部局宰牲场,如今早已变成了文创园区、潮流活动聚集地,我去的那天刚好赶上园区办业余飞盘邀请赛,混凝土浇筑的弧形回廊里全是穿着运动服、攥着飞盘跑的年轻人,场边加油的人里还有头发花白的阿姨,喊得比谁都响。
我靠在廊柱上吹着风,忽然有点恍惚:1933年建造这个建筑的人,肯定想不到九十年后,这个曾经和“生存”绑定的空间,会变成大家追求“快乐”的运动场地,而1933年那些喊着“强国必先强种”的体育先驱们,更不会想到,他们当年拼尽全力争取的“全民体育”,如今真的变成了每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。
1933年的那场体育浪潮,是一代人救亡图存的呐喊
要聊中国的现代体育,1933年是绕不开的节点,那一年,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体育法规《国民体育法》,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“所有国民均有接受体育教育的义务”“中小学必须开设固定体育课”;也是在那一年,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召开,刚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孤身回国的刘长春,在男子100米决赛里跑出了10秒7的成绩,这个纪录整整保持了25年才被打破。
我爷爷今年98岁,刚好是1933年读初中的年纪,每次聊起体育他都要跟我讲当年的旧事:“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是从东北逃过来的,一上课就跟我们哭,说东三省的学生连跑的地方都没有,日本人不让中国人练体育,怕我们身体好起来反抗,那时候我们冬天穿草鞋,早上六点就得起来绕着城墙跑五公里,下雪也不能停,校长站在城门口喊,‘你们多跑一步,将来上战场就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,中国就多一分赢的机会’。”
爷爷现在每天还能绕着小区走三圈,耳不聋眼不花,他总说自己的好身板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:“我们那时候哪懂什么健身、爱好啊,练体育就是为了不被人叫‘东亚病夫’,就是为了能保住这个国家。”
现在很多人聊起民国时期的体育,总喜欢说那是“黄金年代”,有刘长春这样的运动员,有全国运动会,还有各种体育社团,但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什么黄金年代,我始终认为,1933年的体育浪潮,从根上说是一代人被逼出来的呐喊:当整个民族都站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时,体育从来不是什么闲情逸致的爱好,是绑在民族命运上的救命绳,每一次起跑、每一次投掷、每一声呐喊,都是对着“东亚病夫”这个屈辱招牌的反击。
刘长春1933年破纪录之后接受采访说,“我今天跑得快一点,就是想告诉所有人,中国人不是跑不动,我们总有一天能跑到世界最前面去”,这句话我每次读都要掉眼泪,你看,那时候的体育承载了太多不属于它本身的重量,可正是这些重量,托着我们这个民族,一步步走出了最黑暗的那段路。
从“要我练”到“我要练”,体育用了半个多世纪撕掉了“功利”标签
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对体育的认知,其实还是没有跳脱出“功利”的框架。
我妈是70后,小时候在农村长大,她对体育的所有记忆,除了小学时候围着土操场跑圈,就是中考要考800米。“那时候谁会觉得体育是好玩的啊?”我妈之前跟我吐槽,“我小时候跑800米每次都要哭,跑吐过好几次,就怕考不过上不了高中,那时候看女排夺冠,全村人凑在黑白电视前面哭,觉得那是国家的光荣,可跟我自己有啥关系啊?我又当不了运动员。”
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读小学四年级,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全班看开幕式,看比赛,老师让我们写作文,主题都是“要向奥运健儿学习,为国争光”,那时候我对体育的认知也特别简单:体育就是运动员的事,就是要拿金牌,拿不到金牌的体育是没有意义的。
这种认知一直到我读高中才被打破,那时候我成绩不好,总被老师说“将来考不上大学没出路”,每天压力特别大,放学之后就跟班里几个同样成绩不好的同学去操场打篮球,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,打得特别烂,经常打满一节课也进不了几个球,可是每次在球场上跑的时候,我就觉得所有的压力都没了,不用想成绩,不用想排名,只需要想着怎么把球扔进那个篮筐里就行。
那时候我才明白,原来体育从来不是只有冠军才能参与的,原来体育最本真的意义,是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快乐。
后来我做体育行业的写作,接触过很多运动员,也接触过很多普通的运动爱好者,我越来越觉得,我们之前对体育的认知走了太久的弯路:要么是把体育当成保家卫国的工具,要么是把体育当成争金夺银的任务,要么是把体育当成升学考试的加分项,我们给体育加了太多的附加价值,唯独忘了,体育最初的样子,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快乐和健康创造出来的活动而已。
2014年国家把“全民健身”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候,我身边还有很多人不理解,觉得“我们奥运金牌拿得够多了,还搞这些干嘛”,我当时就跟他们说,这才是我们体育事业真正的转折点:当我们不再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的实力的时候,体育终于可以回归它的本质,属于普通人的时代终于来了。
站在1933的旧址上玩飞盘的我们,终于接住了九十年前那支接力棒
说回我在1933老场坊看到的那场飞盘赛,我当时在场边蹲了半个多小时,跟好几个参赛的选手聊天,发现没有一个是专业运动员:有一个是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,去年查出来重度脂肪肝,医生说再不动就要得糖尿病了,才开始跟着朋友玩飞盘,现在不仅脂肪肝没了,还成了队里的主力;有一个是刚生完孩子半年的宝妈,之前产后抑郁,跟着闺蜜来玩飞盘,现在每周雷打不动打两次,说“在场上跑的时候,我不是谁的妈妈,不是谁的妻子,我就是我自己”;还有一个62岁的阿姨,之前一直跳广场舞,去年跟着孙女玩了一次飞盘就爱上了,现在跑得比很多年轻人还快,她说“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体育是运动员的事,现在才知道,我老太太也能当运动员”。
那天的比赛最后也没发什么值钱的奖品,冠军队每人拿了一个印着1933logo的飞盘,大家抱着飞盘合影,笑得特别开心,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,忽然就想起了爷爷讲的1933年的晨跑,想起了刘长春在跑道上孤独的身影,九十年前的人拼尽全力想要实现的“全民体育”,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?
这几年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:贵州的村BA现场,几万人围着露天球场看一群农民打篮球,参赛的有开小卖部的,有开挖掘机的,有在外打工回来的,没有奖金,冠军的奖品就是一头牛,可是热度比CBA季后赛还高;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,报名名额一放出来就秒空,参赛的人里有头发花白的老人,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,大家不是为了拿名次,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和几万人一起跑步的快乐;现在随便哪个城市的公园,到了晚上都有跳广场舞的阿姨,玩滑板的小孩,打羽毛球的年轻人,还有沿着绿道跑步的上班族。
我之前刷到过一条评论,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玩飞盘、玩腰旗橄榄球都是摆拍,都是“伪运动”,我特别不认同这种说法,我始终觉得,体育从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,不是只有跑全马、打职业联赛才叫体育,你楼下的大爷每天打太极是体育,宝妈在家跳刘畊宏是体育,小朋友在小区里追着跑是体育,哪怕你就是为了拍两张照,出门跑了十分钟出了点汗,那也是体育,只要你愿意从沙发上站起来,愿意动一动,就比躺着刷手机强。
之前有人问我,你觉得现在我们的体育水平算高吗?我说,评价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,从来不是看它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,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有没有运动的习惯,有没有足够的运动场地,有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的权利,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们现在的体育,比1933年强太多了,也比很多只看重金牌的国家强太多了。
九十年的轮回里,体育的根永远扎在普通人的生活里
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刚好刷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新闻,看到有很多普通群众也能报名参与亚运会的火炬传递,还有很多大众赛事项目向普通人开放,我忽然就觉得,九十年的时间,我们真的走了很远的路。
1933年,《国民体育法》公布的时候,全国能有机会上体育课的学生不到百分之一,全国能跑的专业田径运动员加起来不到一百人;2023年,我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超过2.6平方米,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超过38%,你能想到的运动项目,几乎都能找到同好。
1933年,刘长春跑出10秒7的成绩的时候,他想的是“要让中国人不再被叫做东亚病夫”;2023年,我们的短跑选手苏炳添跑出了9秒83的亚洲纪录,而我们这些普通人,在1933老场坊的场地上接飞盘的时候,想的只是“今天玩得真开心”,这两个场景隔着九十年的时光,可是本质上是一样的:我们都在通过运动,变成更好的自己,我们整个民族,也在通过每一个普通人的运动,变得更强。
我爷爷前几天看村BA的新闻,看了半天跟我说:“真好啊,我们那时候练跑步是为了活下去,现在的人打球是为了开心,这才是真的强国了啊。”
是啊,九十年前的1933,体育是照亮民族前路的一束光,九十年后的今天,体育是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星光,我们不用再喊着“救亡图存”的口号去运动,不用再为了考试、为了金牌去运动,我们可以为了快乐去运动,为了健康去运动,为了自己去运动,这才是1933年那些体育先驱们,真正想要看到的未来。
而我们每个愿意动起来的普通人,都是这束光的继承者,也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冠军。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