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冬天我去墨尔本旅行，特意绕到圣基尔达海滩旁边的社区游泳馆想体验下本地的泳道，刚进门就赶上了维州青少年游泳分龄赛的预选赛，跳发台旁站着个晒得满脸雀斑的小男孩，手臂上还沾着没冲干净的细沙，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利亚姆，12岁，刚参加完周末的冲浪救生训练就赶过来比赛，那天他拿了100米自由泳同年龄组的第三名，领奖的时候举着塑料奖牌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，他当水管工的爸爸举着旧手机拍视频，喊得比旁边的教练还大声，那天我忽然明白，我们平时在奥运赛场上看到的那支澳大利亚游泳队，从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“常胜军团”，它的根就扎在这些社区泳池里，扎在无数个像利亚姆一样,天不亮就泡在水里的小孩身上。
从社区海滩到奥运领奖台：刻进生活的水感是常胜的基础
我后来和利亚姆的爸爸聊了很久，才知道这个12岁的小孩，每周的训练安排比很多上班族还满：周一到周五早上5点到7点泡在泳池里练耐力和技术，洗完澡换校服赶去学校上课，下午放学之后再练一个半小时的力量和短冲，周末两天还要去邦迪海滩参加冲浪救生协会的训练，学海上救援、沙滩跑、公开水域游泳。“他从4岁就开始泡在水里了，我们家离海边开车10分钟，周末没别的事就全家去冲浪，他自己说泡在水里比坐在教室里舒服。”利亚姆的爸爸告诉我，在澳大利亚，像利亚姆这样的小孩至少有几十万个，冲浪救生协会的青少年会员就超过20万，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至少一个标准泳池，游泳课是小学的必修课，就连偏远小镇的公共泳池，冬天也会恒温开放,票价折合成人民币才10块钱。
很多人提起澳大利亚游泳队的好成绩，第一反应要么是“人种优势”，要么是“肯定用药了”，但我在澳洲待了半个月，见过太多把游泳刻进生活里的普通人：早上6点的泳池里，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跟年轻人抢泳道，周末的海滩上，七八岁的小孩抱着冲浪板往浪里冲，就连我住的民宿旁边的公园里，都有专门给小朋友练跳水的简易跳台，这种全民级别的参与度，才是澳大利亚游泳队最扎实的选材基本盘：你很难想象一个只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，注册游泳运动员超过20万人，相当于每125个人里就有一个注册运动员，我们耳熟能详的选手几乎都是从社区比赛里冒出来的：东京奥运会拿了4金1铜的麦基翁姐妹，小时候就是家附近社区泳池的常客，100米自由泳奥运冠军查尔莫斯，之前是冲浪救生队的队员，16岁才转成专业游泳运动员，就连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霍顿,也是从社区青少年比赛里一路打上来的。
我一直觉得，这才是澳大利亚游泳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：他们的精英体系不是从小孩里挑苗子关在体校里练，而是先让所有人都能玩得起、喜欢上游泳，等真正有天赋、有热情的小孩冒出来，再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训练资源，利亚姆的爸爸跟我说，利亚姆如果接下来能拿全国分龄赛的前3名，就能拿到州泳协的补贴，不用自己掏训练费，要是能进国家青年队，就连比赛的差旅费都能全报，但是哪怕他以后打不进国家队也没关系，冲浪救生队的经历能让他轻松找到海滩救生员的工作，实在不行去社区游泳馆当教练，也能养活自己。“我们从来没逼他一定要拿奥运冠军，他喜欢水，就先玩着呗。”这种没有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压力的训练环境，反而让很多小孩能坚持下来,走得更远。
绕不开的争议：双标与污点是抹不去的公信力伤疤
聊澳大利亚游泳队，永远绕不开那些悬在他们头上的争议，我在墨尔本住的民宿房东是个退休的游泳教练，叫格雷格，曾经带过州队的队员，2019年澳大利亚选手沙纳·杰克被查出禁药阳性的时候，他在家气的把手里的咖啡杯都摔了。“我们练了一辈子游泳，最骄傲的就是我们的泳池是干净的，结果这些小孩为了拿成绩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光了。”格雷格跟我说，当时澳洲泳协第一反应是想把这件事压下去，直到媒体曝出来才不得不承认，甚至还想帮沙纳·杰克找借口说“是误服了补剂”，当时很多本地的游泳教练都联名抗议，要求泳协公开处理结果,给所有运动员一个交代。
更让很多中国观众不舒服的，就是当年霍顿在里约和光州世锦赛上针对孙杨的一系列操作，我当时问格雷格怎么看霍顿的行为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要是他的教练，我会在他走下领奖台之后第一时间罚他加练10000米，泳池里的输赢就要在泳池里解决，在领奖台上给对手甩脸子，是最没风度的事，要是你真的觉得对手用了药，你就拿出证据来交给国际泳联，而不是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耍脾气。”其实当时澳洲本地也有两种声音，一种是媒体煽动的“霍顿是反兴奋剂英雄”，另一种就是像格雷格这样的真正的游泳从业者，觉得霍顿的行为根本就是输不起，更别说后来澳洲泳协被曝出给多名顶尖运动员开“医疗豁免”，允许他们使用含有禁药成分的药品治疗疾病，这种“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”的双标,才是澳大利亚游泳队公信力跌到谷底的核心原因。
我一直觉得，竞技体育的底线永远是公平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，不管你拿过多少金牌，只要碰了兴奋剂这条红线，就应该被一视同仁地处罚，澳大利亚游泳队一边把“反兴奋剂”的大旗举得比谁都高，一边对自家运动员的禁药问题捂盖子、找借口，甚至拿“医疗豁免”当挡箭牌，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对所有公平竞赛的运动员的亵渎，就像格雷格跟我说的：“你赢了比赛，但是你的奖牌是脏的，那你还不如输了，至少你输得光明磊落。”不管澳大利亚游泳队拿过多少奥运金牌，这些污点都是他们永远抹不掉的,这一点没得洗。
撕掉国家队标签：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
抛开荣誉和争议，我在澳洲接触到的和澳大利亚游泳队相关的人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：他们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“奥运冠军”，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去年短池世锦赛在墨尔本举办的时候，我看完比赛在出口碰到了刚比完女子100米仰泳的麦基翁，她刚拿了冠军，脖子上还挂着金牌，被一堆小粉丝围着签名，其中有个坐轮椅的小女孩，说自己因为小儿麻痹症没法走路，最近刚开始学游泳，想问问麦基翁怎么练打腿，麦基翁当时直接蹲了下来，蹲了20多分钟，耐心地跟小女孩讲自己小时候练打腿的技巧，还把脖子上的金牌摘下来给小女孩戴，跟她合影，说“等你以后参加比赛拿了奖牌，记得给我发照片”，那个画面我现在手机里还存着,比任何颁奖礼的画面都动人。
澳大利亚游泳队的很多运动员，都从来不把“国家队队员”当什么特殊的身份，凯特·坎贝尔，曾经的女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，里约奥运会上作为最大热门却在单项里发挥失常，只拿到了接力的金牌，赛后她直接宣布停训半年，那段时间她去动物救助站当志愿者，每天照顾流浪狗，还去家附近的咖啡店当兼职服务员，给客人端咖啡，很多客人认出她来，她也大大方方地跟人聊天，说“我现在不是游泳运动员，就是个打工的”，后来她在采访里说，那段时间她才终于明白，“我不是只有拿金牌的时候才配活着，我就算不游泳，我也是凯特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”，还有奥运冠军查尔莫斯，去年为了陪自己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做手术，直接放弃了三站游泳世界杯的比赛，他说“世界冠军每年都有，我每年都可以比，但是我妹妹的手术只有这一次，我必须在她身边”。
我之前还认识一个前澳大利亚国家游泳队的队员叫艾米，她22岁的时候因为肩伤退役，泳协直接给她提供了免费的体育管理课程，还帮她推荐了本地小学的游泳教练工作，现在她带的小孩已经进了维州的州队，她跟我说，她在国家队的时候，教练从来不会跟他们说“你要是拿不到奖牌就对不起国家”，只会跟他们说“你要享受游泳的过程，就算以后不练了，游泳也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”，我一直觉得，我们太容易给国家队的运动员套上集体的枷锁，要么把他们捧成神，要么把他们骂成鬼，但是我们忘了，他们首先是普通人，他们有自己的家人，有自己的情绪，有自己的选择，这些东西比金牌更真实,也更动人。
常胜的真正密码：让每个爱水的人都有归处
之前很多人问我，澳大利亚游泳队能保持这么多年的竞争力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我觉得答案从来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训练方法，也不是什么选材秘诀，而是他们真的把游泳做成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运动，而不是只属于少数顶尖运动员的“夺金工具”，格雷格跟我说，澳大利亚泳协每年的预算，只有30%是花在国家队身上的，剩下的70%全都投到了社区游泳普及、青少年游泳课、退役运动员保障这些地方：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可以免费学游泳，退役运动员可以免费转岗培训，就连残疾人游泳项目的经费,都比国家队的外出参赛经费高。
马上要到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了，我之前看他们的场馆规划，新建的三个游泳场馆，比赛结束之后全部会对社区开放，其中一个还会改成残疾人游泳训练中心，根本不会出现“比完赛就锁门闲置”的情况，你会发现，他们做所有的事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“让更多人能游上泳”，而不是“多拿几块金牌”，就像利亚姆跟我说的，他的梦想不是一定要拿奥运冠军，是以后能当一个游泳教练，教更多像他一样的小孩游泳，“如果能进国家队当然好，进不去也没关系，我只要能每天泡在水里就很开心了”。
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澳大利亚游泳队，它不是什么完美的“常胜军团”，它有过辉煌的荣誉，有过洗不掉的污点，有过让人恶心的双标操作，也有过很多温暖动人的瞬间，它本质上就是无数个喜欢水的普通人堆出来的集合体：有天不亮就泡在泳池里的小孩，有教了一辈子游泳的退休教练，有拿了奥运冠军还去咖啡店打工的运动员，也有犯了错的违禁者，我们看它的时候，没必要带着非黑即白的滤镜，既要警惕他们在公平竞赛上的双标，也要学习他们在项目普及和人文关怀上的长处，毕竟体育的本质从来不是拿多少金牌，而是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价值，这一点,永远值得所有国家的体育从业者学习。
前几天我刷到利亚姆的社交账号，他刚拿了全国分龄赛100米自由泳的冠军，照片里的他还是满脸雀斑，举着奖牌站在社区泳池的跳台旁边，配文写着“离布里斯班还有9年，我再努努力”，你看，这就是澳大利亚游泳队最生动的注脚：那些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人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身边,爱泡在水里的普通小孩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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