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要列一份中国体育史最不该被遗忘的人物名单,舒鸿的名字一定排在前列，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：他是篮球运动发明人奈史密斯的亲传校友，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的主裁判，也是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，他的一辈子，就像他口袋里永远装着的那枚铜哨，声线清亮，不偏不倚，吹亮了中国体育的来时路。
1936年柏林奥运：他站在篮球决赛场中央
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,是篮球第一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，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这场全新赛事的决赛——对阵双方是篮球发源地的美国队，和实力强劲的加拿大队。
选谁当决赛主裁判成了奥组委最头疼的问题：两个队都是北美球队，选任何一方国家的裁判都会被质疑不公，欧洲裁判又普遍对篮球规则不够熟悉，几场预赛吹下来错漏百出，两队领队都明确表态“拒绝不专业的裁判执法”，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有人提了个名字：舒鸿，来自中国的裁判。
这个提议刚说出来就遭到了不少质疑：“中国人连篮球都没摸过几年，能吹奥运决赛？”但奥组委翻出了舒鸿的履历，当场就拍板：就是他了，舒鸿1919年就留学美国春田学院——那是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任教的地方，也是世界篮球的发源地，舒鸿不仅系统学习了篮球规则，毕业之后还在国内吹了十几年的专业比赛，几乎零误判，是当时亚洲公认的最懂篮球规则的裁判之一。
决赛当天偏偏遇上了大雨,露天的赛场全是烂泥，球员跑一步就能溅得满腿泥点，篮球沾了水重了快一倍，别说准确传球，连拍球都容易打滑，舒鸿穿着裁判服在泥地里跑了整整40分钟，哨音响得干脆利落，犯规判罚分毫不差，全场没有一个球员提出申诉，比赛结束哨响，美国队以19:8夺冠，奈史密斯亲自走到场边拍着舒鸿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吹得太棒了，是今天场上最耀眼的人。”有外国记者凑过来采访，开口就问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舒鸿擦了擦脸上的雨水，用标准的英文回答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来自中国。”
那天国内的《申报》头版登了舒鸿站在决赛场中央的照片，配文写着“我国裁判舒鸿执法奥运篮球决赛，获各国交口赞誉”，我每次翻到这段史料都很感慨：那时候的中国还被扣着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，中国代表团去柏林的路费都是凑了半年才凑齐的，很多人都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，可舒鸿就站在全世界最顶级的赛场中央，拿着裁判哨，把公平竞赛的话语权牢牢攥在了中国人手里，他证明了一件事：中国人不仅能参与现代体育，还能当规则的守护者。
拒走“后门”的体育教授：体育考试连蒋介石儿子都不能放水
奥运之后舒鸿成了名人,不少大学都来挖他，他最终选了浙江大学，跟着竺可桢校长当体育系主任，一干就是一辈子，他在浙大定了条死规矩：所有学生，不管你是名门之后还是寒门子弟，体育五项测试（100米、1500米、跳高、跳远、篮球）不及格，一律不准毕业。
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走个过场,直到蒋经国撞上了这条规矩，1939年蒋经国在浙大当特别生，因为平时公务繁忙，很少参加体育训练，1500米测试跑了一半就喘得蹲在地上起不来，他私下找到舒鸿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舒先生，我平时实在太忙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”舒鸿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：“校规就是校规，要是给你开了后门，对那些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练跑的普通学生公平吗？什么时候跑及格了，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。”
蒋经国没辙,之后的21天，每天天不亮就到浙大操场跑圈，最后1500米跑了6分12秒，刚好卡着及格线过了测试，舒鸿才在他的成绩单上签了字，后来蒋经国晚年回忆这段经历，还说“舒先生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老师之一，他教会了我什么叫规矩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我前几年去浙大档案馆查资料,还看到了舒鸿当年的教学笔记，他写着“体育不是哄孩子玩的副科，是育人的根本，你在运动场上守规则，到了社会上才不会钻空子；你在跑道上能扛过累到极致的那几百米，遇到难事才不会轻易放弃”，这话放到现在都不过时：现在不少校园体育考试走后门、职业联赛吹黑哨的新闻屡屡出现，很多人说“体育就是个生意”，可舒鸿那辈人早就把体育的底色告诉我们了：体育最核心的就是公平，哨子在你手里，你就得对得起每一个在场上拼的人，这是底线。
抗战时期浙大西迁到遵义,条件苦到连吃饭都成问题，舒鸿还是不肯放弃体育课，没有操场，他带着学生去城外的荒地上搬石头、填洼地，花了三个月整出了200米的跑道和两个篮球场；没有篮球架，他找木工用旧木头削，刷上桐油就能用；没有球网，他发动女学生用麻线编，编出来的网虽然糙，投进了球照样能兜住，他还组织了浙大篮球联赛，学生队、教职工队、甚至当地的保安队都来参加，比赛当天山坳里的篮球场挤了上千人，比赶庙会还热闹，竺可桢在日记里写：“舒鸿办的联赛，是遵义浙大最受欢迎的活动，整个学校的精气神都提起来了。”
一辈子的“体育布道者”：他说“强国必先强种，强种必先强身”
新中国成立之后,舒鸿当了浙江体委副主任，还兼任浙大的体育教授，直到70多岁还站在操场上给学生上课，1962年冬天，他给学生上游泳课，水刚破冰，学生们都站在池边不敢动，67岁的舒鸿脱了外套“扑通”就跳下去，游了一圈之后扒着池边喊：“你们看我老头子都不怕冷，你们年轻小伙子怕什么？”学生们一咬牙全跳了下去，那天的游泳课，没有一个人请假。
我去年采访浙大退休的王教授,他今年85岁了，是舒鸿的学生，他说自己这辈子最感谢舒先生的就是逼他养成了运动的习惯：“我小时候身体弱，动不动就生病，舒先生每天盯着我跑1000米，跑不动他就陪着我跑，跑了半年我就很少感冒了，现在我每天还绕着西湖走5公里，这都是舒先生给我留下的习惯。”
舒鸿给家里人也定了死规矩：家里的孩子放学回家，先绕着操场跑1000米，跑够了才能回家吃饭，他的儿子舒昌荣后来也成了上海体育学院的教授，孙子舒宏平是浙江大学的体育老师，一家三代人都搞体育，被业内称为“体育世家”，舒昌荣回忆说，父亲去世之前，床头柜里一直放着两样东西：一样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裁判证，另一样是奈史密斯给他签名的篮球，他总说“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两件事，一件是站在奥运决赛场上证明了中国人能做好裁判，一件是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了运动的好处”。
我特别认同舒鸿当年提出的“体育不是少数人的运动，是所有人的教育”这个观点，现在很多家长觉得体育耽误学习，给孩子报满了补习班，连下楼跑半小时步的时间都不给，还有人觉得搞体育就是为了拿金牌，拿不到金牌就是失败，可舒鸿那辈人搞体育的初衷根本不是这样：他们那时候看着中国人被骂“东亚病夫”，看着很多年轻人手无缚鸡之力，连走几里路都喘，才想着要推广体育，不是为了培养几个奥运冠军，是为了让每个普通人都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坚韧的意志，有扛事的底气，这才是体育最本真的意义啊：它从来不是加分的工具，也不是攀比的筹码，是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的途径。
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记住舒鸿？
去年浙大新生运动会,我看到有学生举着舒鸿的头像牌走在方阵里，上面写着“舒鸿先生，我们现在还在跑你当年修的跑道”，现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篮球场边，还立着舒鸿的雕像，时不时有学生过去给雕像放一瓶矿泉水，说“谢谢舒先生定的规矩，逼我们练出了好身体”。
现在CBA每年评“金哨”，评委会发言的时候总要提舒鸿的名字，说“当裁判就要当舒鸿这样的裁判，哨子响得正，腰杆挺得直，每一声判罚都问心无愧”，去年浙江办篮球联赛，专门设了“舒鸿杯”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篮球裁判的鼻祖。
我有时候会想,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记住舒鸿？他不是拿了金牌的奥运冠军，也不是什么流量明星，一辈子就守着操场和哨子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可就是这样的普通人，撑起了中国近代体育的起点：他在奥运赛场上的一声哨响，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；他在浙大操场上定的那条“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”的规矩，让无数年轻人明白了什么是规则，什么是坚持；他一辈子推广体育，把“强身健体”的种子种进了一代人的心里。
现在我们总说要建设体育强国,要推广体教融合，其实这些事舒鸿那辈人早在100年前就开始做了，我们今天传承体育精神，传承的就是舒鸿这样的前辈的风骨：是对规则的敬畏，是对公平的坚守，是把体育当成育人的事业，而不是逐利的工具；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享受运动的快乐，都能靠运动练出健康的身体，养出不服输的劲头。
前阵子我在浙大的操场上碰到一个00后的学生,他刚跑完1500米，满头大汗地站在舒鸿的雕像旁边拍照，他说他的体育老师第一节课就给他们讲了舒鸿的故事，“我现在每天都跑5公里，以后也要像舒先生一样，做个守规矩、有干劲的人”，你看，这就是舒鸿的价值：他的哨声没有随着时间消失，反而穿越了近百年的时光，还在影响着今天的年轻人，他把体育的精神，刻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脊梁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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