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深秋,我在北京石景山某社区的全民健身嘉年华现场第一次见到李相如，当时72岁的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，裤脚卷到脚踝，正混在一群平均年龄65岁的阿姨中间踢毽子，毽子飞到他跟前时他踮脚一勾，还跟旁边叫好的大爷比了个剪刀手，要不是后来社区主任上前介绍，没人能想到这个满头是汗、笑起来眼角皱纹挤成花的老头，是中国休闲体育学科的奠基人、首都体育学院资深教授，更是推动国内“15分钟健身圈”“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”落地的核心学者之一。
那天活动散场后我们在社区门口的便利店买水,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，指着不远处跳广场舞的人群跟我说：“你看这些人，没人逼他们来，也没人给他们发奖牌，但是每个人都笑得特别开心，这才是体育本来该有的样子啊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很久，后来翻了很多他的研究和采访才知道，为了让普通人能毫无负担地“玩起来”，他已经走了整整四十年的“反向路”。
从竞走金牌教练到“休闲体育布道者”：他见过体育最残酷的一面
很多人不知道,李相如最早的身份是专业竞走队教练，上世纪80年代他带的队伍还拿过全国竞走比赛的团体冠军，那时候他的人生目标跟所有竞技体育从业者一样：拿更多金牌，送更多队员进国家队，真正让他产生动摇的是1992年的一件事。
当时他带的一个叫小宇的16岁队员,为了冲省运会的金牌，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训练，一天要走25公里，脚后跟磨得流脓了就包两层海绵继续练，最后小宇确实拿了银牌，却在赛后的体检中查出半月板三度磨损，不得不提前退役，李相如后来在街上碰到过小宇一次，当时20岁出头的小伙子走路一瘸一拐，说现在连陪自己侄子跑两步都膝盖疼，“以前总觉得拿了奖就什么都有了，现在连最基本的走路都费劲，练了这么多年体育，最后反而不会‘动’了”。
小宇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李相如心里,那几年他跑基层调研，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：为了评体育特色校，小学逼着孩子每天反复练同一套广播操，就为了比赛拿名次；农村的学校只有单杠双杠，还锈得掉渣，孩子们下课只能在操场上瞎跑；城市社区的健身器材坏了没人修，跳广场舞的阿姨和打篮球的小伙子为了抢场地大打出手……“那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体育，好像都在盯着塔尖的那几个人，塔底的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好像连‘好好玩’的权利都没有。”
1995年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出台，李相如果断放弃了已经干了十几年的竞技体育研究，转头扎进了当时在国内还完全是空白的休闲体育领域，那时候学界不少人说他“不务正业”：“体育就是要拿成绩的，研究怎么玩？玩还用得着你研究？”面对质疑李相如也不争辩，背着个包就跑全国各地调研去了，这一跑就是十几年。
他说：“体育不是少数人的奖牌，是普通人的生活糖”
我听过李相如的一次公开讲座,他开场没有讲任何理论，先讲了自己2021年去贵州台盘村调研村BA的经历。
当时他跟着团队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到村里,当天刚好有比赛，球场边上挤了两万多人，有从隔壁县骑三个小时摩托车过来的农民，有特意请假坐20小时绿皮火车回村打球的打工小伙，还有背着娃娃站在梯子上看球的阿姨，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没有啦啦队表演，村民们自己上去唱苗歌、跳芦笙舞，赢了的队伍奖品是一头黄牛，输了的也有两只香猪，李相如站在人群里跟着喊加油，喊到嗓子都哑了，晚上跟村民一起吃长桌宴的时候，村支书跟他说：“我们办这个比赛办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想着要火，就是农闲的时候大家凑一起玩一玩，输赢无所谓，开心最重要。”
那天李相如在日记里写：“我研究了这么多年休闲体育，找了无数定义，今天在台盘村找到了最标准的答案：体育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，跟钱没关系，跟奖牌没关系，跟你是谁也没关系。”
他后来在很多场合都提过一个甘肃卖凉皮的张大姐的例子,那是他2019年去甘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时碰到的，张大姐每天在县城的市场卖8小时凉皮，收摊之后雷打不动要去广场跳半小时广场舞，“我一天站8小时，腰也酸背也疼，跳半小时舞，跟旁边的姐妹唠唠家常，一天的累都散了，回家睡觉都香，以前总觉得体育是电视里那些运动员的事，现在才知道，我跳广场舞也是体育啊”。
每次提到这个例子李相如都特别感慨,他说我们这么多年对体育的误解太深了：“很多人觉得体育要么是运动员拿金牌，要么是年轻人去健身房练八块腹肌，要么是要逼孩子学个游泳羽毛球考级，其实根本不是，你下班路上踢着石子走两步，周末跟家人去公园爬个山，小区楼下跟老头下两盘象棋，甚至你在家跟着视频跳五分钟本草纲目，只要你动起来觉得开心，那就是体育，体育从来没有门槛，有门槛的是我们的偏见。”
我特别认同他这个观点,之前我总觉得自己“不会体育”：上学的时候800米跑不及格，工作之后办了健身卡也从来没去过，提到运动第一反应就是焦虑，怕自己动作不标准被笑话，怕练了半天没效果，直到听了李相如的讲座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周末跟朋友去玩飞盘，跑得满头大汗虽然接不到几个盘，但笑得特别开心，这本身就是体育的意义啊，我们被太多“必须做好”的要求绑住了，反而忘了玩本来就是人的本能。
被骂“不务正业”的这些年，他把研究写在了中国的大街小巷
前些年李相如的研究确实不被看好,申请课题的时候有人说“休闲体育就是吃喝玩乐，没什么研究价值”，带研究生的时候不少学生家长特意找过来，问“学这个专业以后能找着工作吗”，甚至他去基层调研，有村干部直接跟他说：“我们现在要抓经济，大家都忙着赚钱呢，哪有空玩？”
面对这些质疑,李相如从来没反驳过，只是闷头做事，他带着团队跑了全国300多个城市、1000多个社区，摸清楚了国内全民健身的真实情况：60%以上的老旧小区没有合适的健身场地，80%的普通人不知道怎么科学运动，很多地方的健身器材装上之后就没人维护，坏了好几年都没人管，他牵头写的《中国休闲体育发展报告》每年出一本，现在已经成了各地制定全民健身政策的重要参考；他推动建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，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万社体指导员，免费教普通人怎么科学运动、怎么玩。
北京朝阳区的华严里社区之前就是出了名的“健身场地矛盾重灾区”：小区是90年代的老小区，只有一块空场地，跳广场舞的阿姨、打篮球的小伙子、带娃玩的老人经常为了抢地盘吵架，最严重的时候还报过警，2021年社区找到了李相如的团队，他们给出的方案很简单：把那块空地改造成多功能弹性场地，早上7点到9点留给老人打太极，下午4点到6点留给孩子玩，晚上7点到9点留给阿姨跳广场舞，剩下的时间所有人都可以用，还在角落加了两张乒乓球桌和几个棋牌桌，把旁边闲置的自行车棚改造成了小型健身室，改造完之后，小区里因为抢场地吵架的事几乎没了，去年这个小区还评上了全国全民健身示范社区，社区主任特意抱着锦旗去找李相如，说“现在小区里的人关系都近了不少，见了面都能聊两句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”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：他帮浙江的乡村设计了“骑行绿道”，现在成了当地的网红打卡点，带动了民宿和农家乐的收入；他帮广东的工厂设计了“工间操”，工人的职业病发病率降了30%；他给中小学设计的“课间十分钟小游戏”，现在已经在全国1000多所学校推广，孩子们下课终于不用再憋在教室里了。
之前有人问过李相如,做这些事既拿不到大奖，也发不了顶刊，图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搞了一辈子体育，不想只让我的研究躺在知网上，我想让大街上的普通人都能感受到体育的好处，能让更多人能痛痛快快玩，比我拿多少奖都开心。”我一直觉得，我们的学术界太需要这样的学者了：不坐办公室拍脑袋，不搞虚无缥缈的理论，把论文写在大街小巷，写在普通人的生活里，这才是真正的研究价值。
年过七十仍在跑：他要把“玩的课”上到跑不动那天
现在的李相如已经73岁了,还是闲不住：每天要走一万步，周末经常跟老伴一起去北京的郊野公园骑行，时不时还要去社区、学校开讲座，给老头老太太讲怎么运动不伤膝盖，给小朋友讲怎么在课间玩安全又有意思的游戏，去年他去北京海淀区的一所小学开讲座，还给孩子们演示跳房子、丢沙包，一群小朋友围着他叫“运动爷爷”，他笑得眼睛都睁不开。
他带研究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每个学生每周必须体验一种新的休闲运动，飞盘、桨板、广场舞、钓鱼、打太极都行，必须自己玩过才能做研究，不许坐在办公室里查资料写论文，他常跟学生说：“你自己都不知道玩是什么感觉，怎么能研究出让别人开心的东西？”
我上次见他是今年3月份,他刚从海南调研完回来，晒得黝黑，说起这次的调研经历眼睛发亮：“我在那边看到好多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天天去海边玩冲浪，玩桨板，比年轻人还会玩，以前大家总觉得退休了就该在家带孩子做饭，现在你看，玩得开心的老人，身体都好，也不给孩子添麻烦，这多好啊。”
那天临走的时候我问他,做了一辈子休闲体育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他站在夕阳下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我就希望以后咱们中国人提到体育，第一反应不是‘我要拿奖’‘我要瘦多少斤’，而是‘今天我要去玩点啥开心的’，要是能等到那天，我这辈子的事就没白干。”
看着他背着双肩包慢慢走远的背影,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在社区见他踢毽子的场景，其实我们普通人想要的体育从来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，不过是下班之后有地方跳半小时操，周末有地方跟朋友打打球，孩子下课能痛痛快快玩十分钟而已，李相如做了一辈子的事，说白了就是把“玩的权利”还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告诉我们：你不用跑得快，也不用跳得高，只要你开心，你就已经懂了体育的全部意义。 （全文约3800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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