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去香港出差,晚上在旺角油麻地的老唐楼群里绕路找吃的，隔着半开的铁闸门听见“乒乒乓乓”的声响，凑过去看才发现是个藏在骑楼底的半露天球馆：三四张磨得掉漆的球桌摆得挤挤挨挨，穿校服的扎马尾小姑娘正和穿跨栏背心的阿伯对拉，旁边坐着等场的年轻上班族攥着球拍啃鱼蛋，墙上贴的黄镇廷海报边角卷了边，旁边用马克笔写着“下周社区赛报名截止，报名费50蚊，冠军奖两罐奶粉+全年免费场”，风裹着隔壁茶餐厅的菠萝油香味吹过来，我突然就懂了为什么乒乓球会成为香港刻在骨子里的全民运动。
被塞进城市缝隙的球桌，是香港几代人的集体密码
我认识的香港朋友阿明是个95后,在观塘做金融行业，每周三下班雷打不动要去社区球馆打两个小时球，球拍套上印着他小时候住的屋邨名字，他说自己的乒乓球启蒙，就是公屋楼下的水泥球桌：“那时候哪有什么正经场地，石桌边缘被几代人磨得发亮，球网就是摆一排汽水罐，打过去碰倒罐子就算输，球打飞了滚到楼下阿婆的菜摊子，阿婆每次都会帮我们捡，还塞颗陈皮糖给我们。” 阿明说的这种场景，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太常见了，香港寸土寸金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米，专门的体育场馆少之又少，但偏偏乒乓球是最“不挑地方”的运动：两张长桌拼起来能打，一块门板架起来能打，就算是公园的石桌，只要擦干净了，一样能打得热火朝天，我之前在深水埗的公园见过两个头发花白的阿伯，下着小雨还撑着透明伞打球，旁边的石凳上放着半冻的奶茶和咬了一半的菠萝油，打输的那个要请对方吃晚市的云吞面，两个人边打边拌嘴，比年轻人还有活力。 很多人不知道，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，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1950年代的香港，乒乓球已经是民间最火的运动，容国团小时候就在上环的台球馆里打球，1957年他代表香港参加全港乒乓球锦标赛，拿了男单、男双、男团三个冠军，之后回内地发展，1959年拿下世乒赛男单冠军，成了全中国的体育偶像，阿明说他小时候听公屋的管理员阿叔讲，当年容国团拿世界冠军的消息传回香港，整个港九的球馆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拿着球拍要学“容国团的弧圈球”，那段时间连文具店的乒乓球拍都卖断了货。 直到现在，香港的乒乓球普及度依旧高得惊人：全港18个区，每个区的社区中心都有至少3个乒乓球场，租金最低只要20港币一小时，街边免费的公共水泥球桌超过2000张，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阿伯，只要想打，随时都能找到场地和对手，去年阿明他们公司组队参加全港工商界乒乓球赛，一路打进决赛拿了季军，奖品是一年的免费球馆会员和三箱维他奶，他说领奖的时候比自己拿了年终奖还开心：“打球哪里是为了奖品啊，是我们这帮从小在屋邨打球的人，长大了还能凑在一起，为了同一个目标拼，这种感觉多少钱都买不到。” 我一直觉得，衡量一个地区的体育发展好不好，从来不是看它拿了多少奖牌，而是看这个项目有没有真正长在普通人的生活里，香港乒乓球就是最好的例子：它不需要高昂的装备，不需要宽敞的场地，只要你愿意拿起球拍，就能参与进来，它刻在香港人的DNA里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，也是香港“小而美”生活方式的最好注脚。
从屋邨球场到奥运领奖台，香港乒乓的逆袭从来不是偶然
2021年东京奥运会,黄镇廷和杜凯琹搭档拿下混双铜牌，香港全城沸腾，我那天在香港的茶餐厅吃饭，电视里放颁奖仪式的时候，整个餐厅的人都放下手里的餐具站起来鼓掌，有阿伯一边擦眼泪一边说“我们香港的仔女，真的给我们长脸”。 很多人说香港乒乓球队能出成绩，全靠内地的支援，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直到去年专访了香港队的00后小将阿欣，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片面，阿欣是土生土长的新界姑娘，小时候在村口的公园打球被教练看中，12岁进香港青年队，16岁开始跟着队里去内地集训，她说刚去河北集训的时候，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跑3公里，一天训练8个小时，练到手腕抬不起来，晚上躲在宿舍哭，想打包行李回香港，后来河北队的一个小队友每天给她带驴肉火烧，她给人家带自己从香港背过去的珍妮曲奇，两个人互相打气，她才慢慢坚持下来。 “很多人说我们是靠内地教练教才会打球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是互相学习啊。”阿欣说，内地队员的基本功扎实，训练量够大，但是香港队员的临场反应更快，更擅长打“野球”，有时候她们想出的奇招，内地教练都夸好用，现在阿欣的普通话说得特别溜，放假的时候还会去河北的队友老家玩，队友的妈妈每次都会给她做一大桌菜，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疼。 而作为香港乒乓球“一哥”的黄镇廷，本身就是香港民间乒乓球沃土长出来的典型，他小时候住在葵青区的公屋，每天放学就在楼下的水泥桌打球，13岁才被教练选中进队，刚进队的时候，香港队的训练场地很小，要和篮球队共用场地，每次都要等篮球队练完，大家一起动手把篮球架挪走，再摆上乒乓球桌，练到晚上10点多，坐小巴回屋邨，路上吃一碗鱼蛋粉当夜宵，他第一次拿到公开赛冠军的时候，用奖金给妈妈买了个金镯子，他妈妈平时舍不得戴，只有去现场看他比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戴，说“这是我儿子用球拍打出来的”。 现在香港队每次打完国际比赛回香港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各个社区做公益活动，给小朋友教打球，和社区的阿伯打表演赛，去年黄镇廷去观塘的社区球馆做活动，和一个70岁的阿伯打表演赛，还故意输了，阿伯拿着球拍笑他：“世界排名前十都打不过我这个退休佬，你还要回去好好练啊。”黄镇廷也不生气，蹲下来给阿伯递水，说“阿叔你球风太野了，我真的打不过”，周围的人笑成一片。 我一直觉得，香港乒乓球队的“逆袭”，从来不是什么爽文剧本，是一群普通人在有限的资源里，抱着对这项运动最纯粹的热爱，一点点拼出来的，他们身上那种“哪怕条件不够，我也要拼到最好”的劲头，就是最典型的“狮子山精神”，他们不是什么“依附于内地乒乓球的存在”，而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在世界乒坛打出了属于香港的一席之地。
旋转的白球，是跨越大湾的情感纽带
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香港的所有球馆都关门了，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：香港的陈伯和广州的张伯，两个人是在之前的大湾区乒乓球赛上认识的，球馆关门没法打球，他们就各自把家里的折叠餐桌搬出来当球桌，开着视频连线打比赛，计分用微信小程序，打输的人要给对方寄自己家的茶叶，视频里陈伯举着自己泡的普洱，张伯举着自己泡的单丛，两个人边打边拌嘴，像两个还没长大的小孩。 这几年大湾区的民间乒乓球赛越办越多，去年我去深圳参加大湾区业余乒乓球赛，光香港来的参赛选手就有200多个，最小的6岁，最大的82岁，82岁的李伯是香港代表队里年纪最大的，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香港还和容国团打过友谊赛，这次来参赛，住在深圳的姐姐一家都来现场给他加油，他打输了球还耍赖，说“刚才场馆里的风刮的，不算不算”，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，李伯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过深圳两次，和深圳的老球友打打球，和姐姐一家吃顿客家菜：“打球哪里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能见到好久不见的亲人，还能认识新的朋友，这颗小球啊，把我们两边的人都连到一起了。” 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时候，马龙、樊振东等国乒队员去香港做交流活动，当时有个10岁的香港小朋友问马龙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在世乒赛上打球啊？”马龙蹲下来跟他说：“你好好练，下次我们在赛场见。”去年我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真的见到了这个小朋友，他拿了U12组的亚军，现在已经进了香港青年队，他说自己现在每个月都会来内地训练，马龙还特意给他签了名，他把签名贴在自己的球拍套上，每次练累了就看一眼：“我要好好练，争取真的能和马龙哥站在世乒赛的赛场上。” 我有时候会想，体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领奖台上的金牌吗？是破纪录的瞬间吗？至少在香港乒乓球这里，我看到的答案不是的，它是公屋楼下小朋友摆的汽水罐球网，是阿伯包里磨得掉皮的球拍，是香港队员和内地队员分享的驴肉火烧和珍妮曲奇，是跨越深圳湾的一场场业余比赛，这颗小小的白球，没有国界，没有地域隔阂，只要你拿起球拍，就能和对面的人成为朋友，它是最生动的情感纽带，把香港和内地的人牢牢连在一起。
离开香港的那天,我特意又绕去了旺角那家半露天的小球馆，刚好碰到之前和阿伯对打的那个扎马尾的小姑娘，她刚拿了全港小学生乒乓球赛的亚军，球馆的人凑钱给她买了个新的粉色球拍，她举着球拍笑得眼睛都弯了，旁边的电视里正在放WTT的比赛，黄镇廷正在和樊振东对拉，球馆里的人时不时停下手里的球拍喊一句“好波！”，风裹着茶餐厅的香味吹过来，把墙上黄镇廷的海报吹得哗哗响。 我突然觉得，香港乒乓球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领奖台上的奖牌，是这些藏在狭小巷陌里的细碎日常：是小朋友手里刚拿到的新球拍，是上班族下班后背在包里的球拍套，是阿伯胶面已经磨裂了还舍不得换的旧球拍，它长在香港这片土地上，带着公屋的烟火气，带着茶餐厅的奶茶香，带着几代人的记忆，也带着跨越大湾的情感联结，它的每一次旋转，都是香港人拼搏向上的缩影，也是两岸三地割不断的羁绊，未来它还会一直乒乒乓乓地打下去，在巷陌里，在赛场上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，打出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旋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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