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去香港出差,晚上在旺角油麻地的老唐楼群里绕路找吃的,隔着半开的铁闸门听见“乒乒乓乓”的声响,凑过去看才发现是个藏在骑楼底的半露天球馆:三四张磨得掉漆的球桌摆得挤挤挨挨,穿校服的扎马尾小姑娘正和穿跨栏背心的阿伯对拉,旁边坐着等场的年轻上班族攥着球拍啃鱼蛋,墙上贴的黄镇廷海报边角卷了边,旁边用马克笔写着“下周社区赛报名截止,报名费50蚊,冠军奖两罐奶粉+全年免费场”,风裹着隔壁茶餐厅的菠萝油香味吹过来,我突然就懂了为什么乒乓球会成为香港刻在骨子里的全民运动。
被塞进城市缝隙的球桌,是香港几代人的集体密码
我认识的香港朋友阿明是个95后,在观塘做金融行业,每周三下班雷打不动要去社区球馆打两个小时球,球拍套上印着他小时候住的屋邨名字,他说自己的乒乓球启蒙,就是公屋楼下的水泥球桌:“那时候哪有什么正经场地,石桌边缘被几代人磨得发亮,球网就是摆一排汽水罐,打过去碰倒罐子就算输,球打飞了滚到楼下阿婆的菜摊子,阿婆每次都会帮我们捡,还塞颗陈皮糖给我们。” 阿明说的这种场景,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太常见了,香港寸土寸金,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米,专门的体育场馆少之又少,但偏偏乒乓球是最“不挑地方”的运动:两张长桌拼起来能打,一块门板架起来能打,就算是公园的石桌,只要擦干净了,一样能打得热火朝天,我之前在深水埗的公园见过两个头发花白的阿伯,下着小雨还撑着透明伞打球,旁边的石凳上放着半冻的奶茶和咬了一半的菠萝油,打输的那个要请对方吃晚市的云吞面,两个人边打边拌嘴,比年轻人还有活力。 很多人不知道,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,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1950年代的香港,乒乓球已经是民间最火的运动,容国团小时候就在上环的台球馆里打球,1957年他代表香港参加全港乒乓球锦标赛,拿了男单、男双、男团三个冠军,之后回内地发展,1959年拿下世乒赛男单冠军,成了全中国的体育偶像,阿明说他小时候听公屋的管理员阿叔讲,当年容国团拿世界冠军的消息传回香港,整个港九的球馆都挤满了人,大家都拿着球拍要学“容国团的弧圈球”,那段时间连文具店的乒乓球拍都卖断了货。 直到现在,香港的乒乓球普及度依旧高得惊人:全港18个区,每个区的社区中心都有至少3个乒乓球场,租金最低只要20港币一小时,街边免费的公共水泥球桌超过2000张,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阿伯,只要想打,随时都能找到场地和对手,去年阿明他们公司组队参加全港工商界乒乓球赛,一路打进决赛拿了季军,奖品是一年的免费球馆会员和三箱维他奶,他说领奖的时候比自己拿了年终奖还开心:“打球哪里是为了奖品啊,是我们这帮从小在屋邨打球的人,长大了还能凑在一起,为了同一个目标拼,这种感觉多少钱都买不到。” 我一直觉得,衡量一个地区的体育发展好不好,从来不是看它拿了多少奖牌,而是看这个项目有没有真正长在普通人的生活里,香港乒乓球就是最好的例子:它不需要高昂的装备,不需要宽敞的场地,只要你愿意拿起球拍,就能参与进来,它刻在香港人的DNA里,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,也是香港“小而美”生活方式的最好注脚。
从屋邨球场到奥运领奖台,香港乒乓的逆袭从来不是偶然
2021年东京奥运会,黄镇廷和杜凯琹搭档拿下混双铜牌,香港全城沸腾,我那天在香港的茶餐厅吃饭,电视里放颁奖仪式的时候,整个餐厅的人都放下手里的餐具站起来鼓掌,有阿伯一边擦眼泪一边说“我们香港的仔女,真的给我们长脸”。 很多人说香港乒乓球队能出成绩,全靠内地的支援,我以前也这么觉得,直到去年专访了香港队的00后小将阿欣,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片面,阿欣是土生土长的新界姑娘,小时候在村口的公园打球被教练看中,12岁进香港青年队,16岁开始跟着队里去内地集训,她说刚去河北集训的时候,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跑3公里,一天训练8个小时,练到手腕抬不起来,晚上躲在宿舍哭,想打包行李回香港,后来河北队的一个小队友每天给她带驴肉火烧,她给人家带自己从香港背过去的珍妮曲奇,两个人互相打气,她才慢慢坚持下来。 “很多人说我们是靠内地教练教才会打球,其实不是的,我们是互相学习啊。”阿欣说,内地队员的基本功扎实,训练量够大,但是香港队员的临场反应更快,更擅长打“野球”,有时候她们想出的奇招,内地教练都夸好用,现在阿欣的普通话说得特别溜,放假的时候还会去河北的队友老家玩,队友的妈妈每次都会给她做一大桌菜,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疼。 而作为香港乒乓球“一哥”的黄镇廷,本身就是香港民间乒乓球沃土长出来的典型,他小时候住在葵青区的公屋,每天放学就在楼下的水泥桌打球,13岁才被教练选中进队,刚进队的时候,香港队的训练场地很小,要和篮球队共用场地,每次都要等篮球队练完,大家一起动手把篮球架挪走,再摆上乒乓球桌,练到晚上10点多,坐小巴回屋邨,路上吃一碗鱼蛋粉当夜宵,他第一次拿到公开赛冠军的时候,用奖金给妈妈买了个金镯子,他妈妈平时舍不得戴,只有去现场看他比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戴,说“这是我儿子用球拍打出来的”。 现在香港队每次打完国际比赛回香港,第一件事就是去各个社区做公益活动,给小朋友教打球,和社区的阿伯打表演赛,去年黄镇廷去观塘的社区球馆做活动,和一个70岁的阿伯打表演赛,还故意输了,阿伯拿着球拍笑他:“世界排名前十都打不过我这个退休佬,你还要回去好好练啊。”黄镇廷也不生气,蹲下来给阿伯递水,说“阿叔你球风太野了,我真的打不过”,周围的人笑成一片。 我一直觉得,香港乒乓球队的“逆袭”,从来不是什么爽文剧本,是一群普通人在有限的资源里,抱着对这项运动最纯粹的热爱,一点点拼出来的,他们身上那种“哪怕条件不够,我也要拼到最好”的劲头,就是最典型的“狮子山精神”,他们不是什么“依附于内地乒乓球的存在”,而是凭着自己的努力,在世界乒坛打出了属于香港的一席之地。
旋转的白球,是跨越大湾的情感纽带
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香港的所有球馆都关门了,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:香港的陈伯和广州的张伯,两个人是在之前的大湾区乒乓球赛上认识的,球馆关门没法打球,他们就各自把家里的折叠餐桌搬出来当球桌,开着视频连线打比赛,计分用微信小程序,打输的人要给对方寄自己家的茶叶,视频里陈伯举着自己泡的普洱,张伯举着自己泡的单丛,两个人边打边拌嘴,像两个还没长大的小孩。 这几年大湾区的民间乒乓球赛越办越多,去年我去深圳参加大湾区业余乒乓球赛,光香港来的参赛选手就有200多个,最小的6岁,最大的82岁,82岁的李伯是香港代表队里年纪最大的,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香港还和容国团打过友谊赛,这次来参赛,住在深圳的姐姐一家都来现场给他加油,他打输了球还耍赖,说“刚才场馆里的风刮的,不算不算”,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,李伯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过深圳两次,和深圳的老球友打打球,和姐姐一家吃顿客家菜:“打球哪里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能见到好久不见的亲人,还能认识新的朋友,这颗小球啊,把我们两边的人都连到一起了。” 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时候,马龙、樊振东等国乒队员去香港做交流活动,当时有个10岁的香港小朋友问马龙:“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在世乒赛上打球啊?”马龙蹲下来跟他说:“你好好练,下次我们在赛场见。”去年我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真的见到了这个小朋友,他拿了U12组的亚军,现在已经进了香港青年队,他说自己现在每个月都会来内地训练,马龙还特意给他签了名,他把签名贴在自己的球拍套上,每次练累了就看一眼:“我要好好练,争取真的能和马龙哥站在世乒赛的赛场上。” 我有时候会想,体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是领奖台上的金牌吗?是破纪录的瞬间吗?至少在香港乒乓球这里,我看到的答案不是的,它是公屋楼下小朋友摆的汽水罐球网,是阿伯包里磨得掉皮的球拍,是香港队员和内地队员分享的驴肉火烧和珍妮曲奇,是跨越深圳湾的一场场业余比赛,这颗小小的白球,没有国界,没有地域隔阂,只要你拿起球拍,就能和对面的人成为朋友,它是最生动的情感纽带,把香港和内地的人牢牢连在一起。
离开香港的那天,我特意又绕去了旺角那家半露天的小球馆,刚好碰到之前和阿伯对打的那个扎马尾的小姑娘,她刚拿了全港小学生乒乓球赛的亚军,球馆的人凑钱给她买了个新的粉色球拍,她举着球拍笑得眼睛都弯了,旁边的电视里正在放WTT的比赛,黄镇廷正在和樊振东对拉,球馆里的人时不时停下手里的球拍喊一句“好波!”,风裹着茶餐厅的香味吹过来,把墙上黄镇廷的海报吹得哗哗响。 我突然觉得,香港乒乓球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领奖台上的奖牌,是这些藏在狭小巷陌里的细碎日常:是小朋友手里刚拿到的新球拍,是上班族下班后背在包里的球拍套,是阿伯胶面已经磨裂了还舍不得换的旧球拍,它长在香港这片土地上,带着公屋的烟火气,带着茶餐厅的奶茶香,带着几代人的记忆,也带着跨越大湾的情感联结,它的每一次旋转,都是香港人拼搏向上的缩影,也是两岸三地割不断的羁绊,未来它还会一直乒乒乓乓地打下去,在巷陌里,在赛场上,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,打出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旋转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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