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我去大阪出差,傍晚吃完饭在附近的社区公园闲逛，隔着半人高的围栏就看到两块五人制足球场上挤得满满当当：左边场是穿校服的初中生，踢得满头大汗还在为一个越位球争得面红耳赤；右边场是几个西装还没脱的社畜，配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踢得慢悠悠却笑声不断；场地边角的空地上，还有几个背着卡通书包的小朋友，跟着穿运动服的老伯踢软质的小足球，旁边站着的妈妈们举着手机拍照，风一吹还能闻到旁边自动贩卖机飘来的橘子汽水味。
我站在旁边看了十几分钟,那个教小朋友的老伯休息的时候走过来递了瓶水，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跟我搭话，说他叫田中，年轻的时候踢过J2联赛，退役之后就在这个社区当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已经干了快20年，我随口夸了一句日本的足球氛围真好，他指了指脚边的草坪：“你得谢谢川渊先生，这块场地就是他当年推的‘千场计划’建的，我们这些社区教练的补贴，也是他当年争取来的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,这个被称为“日本足球教父”的老人，留下的遗产从来都不是世界杯上赢了德国、西班牙的国家队，也不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上百名留洋球员，而是散落在这个国家每个社区的草坪上，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里的，最朴素的热爱。
从“输到抬不起头”的国脚，到敢掀桌子的改革者
很多人知道川渊三郎是从日本足球崛起之后开始的,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是在“日本足球就是亚洲三流”的骂声里长大的。
1958年川渊三郎第一次入选日本国家队,当时的日本足球有多惨？打东南亚的弱队都能输两三个，1964年东京奥运会，作为东道主的日本队小组赛就被淘汰，赛后他和队友在更衣室蹲成一排，连头都不敢抬，看台上的球迷骂他们“浪费纳税人的钱”，报纸的体育版直接写“日本足球没有未来”，退役之后他本来可以去大企业当高管，却一头扎进了当时谁都不想去的日本足协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踢了一辈子球没赢过几场，总得给后来的年轻人铺个路。”
那时候的日本足协就是个半官僚的空架子：所谓的全国联赛都是企业队，球员本质是公司职员，踢完球还要回去上班，月薪只有几千块人民币；全国的公共足球场加起来不到100个，小孩踢球只能在学校的泥地上，摔一跤就是满腿的伤；足协的高层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搞足球，是怎么从政府手里多要一点经费，怎么应付上面的检查，川渊三郎刚进足协的时候去基层调研，在北海道的一个小学看到十几个小孩在雪地里踢用布裹出来的球，校长叹着气跟他说：“我们也想建个球场，但是没钱，足协也不给批。”那天他在雪地里站了半个小时，回去就写了一份改革方案，核心只有两条：一是把业余联赛改成完全市场化的职业联赛，二是把足球普及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里。
方案刚拿出来就被骂得狗血淋头：企业老板说他没事找事，原来的企业联赛不用花钱，现在搞职业联赛要建球场、给球员发薪水，纯属浪费钱；足协的老同事说他异想天开，“日本人天生就不适合踢球，再怎么搞也踢不过欧洲南美”；甚至还有媒体直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川渊疯子”，说他是为了自己升官搞面子工程。
但川渊三郎是真的敢扛,为了拉企业搞俱乐部，他带着方案一家一家拜访，最多的时候一天跑8个公司，说到嗓子哑；为了让地方政府批地建球场，他跟东京都的官员拍过桌子，说“你今天不给我批这块地，20年之后日本足球还是输，你就是罪人”；1993年J联赛开幕之前，他甚至公开表态：“第一年如果联赛亏了，我一分钱工资都不拿，直接引咎辞职。”我后来在J联赛的官方纪录片里看到过揭幕战的画面，6万人的 stadium 坐得满满当当，球迷举着围巾唱队歌，川渊三郎站在主席台上，戴着眼镜偷偷抹眼泪，没人知道他为了这一天，跑了多少路，挨了多少骂。
我自己也是个踢了十几年野球的爱好者,刚工作那会经常为了找场地头疼：家附近的公共球场要么被锁起来不让进，要么一小时收费两三百，凑齐10个人踢一场，平摊下来每个人要出四五十，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其实不算便宜，有次我跟球场的管理员聊天，他说这块地本来是规划的体育用地，后来被开发商改成了收费球场，“谁不想赚快钱呢？建个免费球场哪有收费的划算”，那时候我就想起川渊三郎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搞足球最难的从来不是钱，是你到底想给少数人搞，还是给多数人搞。”很多人说日本足球的成功是因为有钱，是因为球员努力，但其实最核心的是，他们从一开始就选了一条最难但最对的路：不搞精英小圈子，要搞全民参与的大众足球。
“足球不是精英的玩具，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”
J联赛走上正轨之后,川渊三郎没有像很多人想的那样，把钱都砸到国家队请大牌教练、搞精英集训，反而转头搞起了很多人眼里“没用”的事：先是推“千场计划”，要求每个县至少要建10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免费或者低收费足球场，建球场的钱一半由足协出，一半由地方政府承担；然后又搞“社区教练计划”，给退役球员发补贴，让他们去社区、去学校教小孩踢球，哪怕小孩只是想踢着玩，也有专业的教练带；甚至还推动教育局把足球纳入了小学的必修课，要求每个小学每周至少要有一节足球课。
当时骂他的人更多了：“有这个钱给国家队请个好教练，早就拿亚洲杯冠军了，花在普通人身上有什么用？”“建那么多球场，能出几个国脚？纯属浪费资源。”甚至1998年日本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，小组赛三战全败的时候，还有媒体跑到他家门口堵他，说他搞的都是花架子，“日本足球还是扶不起的阿斗”，但川渊三郎从来没回应过这些骂声，他当时在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们现在做的事，10年之内看不到效果，20年之后才会开花结果，你们不用急着骂我，我们等20年再看。”
开头提到的那个田中老伯,就是第一批社区教练，他跟我说，他2004年退役的时候，本来已经找好了一家贸易公司的工作，川渊三郎亲自去球队给他们开座谈会，说“你们去企业上班，只能给一个公司创造价值，去社区当教练，能改变成百上千个小孩的人生”，他当时脑子一热就报了名，第一个月的补贴只有不到1万日元（相当于500块人民币），连房租都不够，他只能晚上去便利店打工补贴家用，就这样坚持了快20年，他教过的小孩里，有两个后来进了J联赛，还有一个去年进了国家队，但更多的小孩，后来成了老师、医生、程序员，只是周末会回到这个球场，跟他一起踢踢野球。“川渊先生跟我们说过，我们的任务不是培养11个国脚，是培养几百万个爱踢球的普通人，哪怕这些小孩以后一辈子都不踢职业，只要他们喜欢踢球，遇到烦心事的时候能来球场上跑两圈，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。”
我去年看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赢西班牙那场的时候,旁边坐了个在日本留学了4年的朋友，他说他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们系队的前锋是个学计算机的普通学生，速度特别快，颠球能颠上千个，大二的时候去试训J3联赛，差一点就选上了，后来没选上也没遗憾，毕业之后去了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，现在每周还是固定踢两场球。“在日本，足球真的就是个普通的爱好，跟我们平时打羽毛球、打篮球一样，没人觉得只有踢职业才算厉害，也没人觉得一个上班族踢球是不务正业。”
这其实就是川渊三郎最厉害的地方：他从来没把足球当成一个拿成绩的工具，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能给普通人带来快乐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搞足球，总在纠结“为什么我们14亿人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”，但很少有人想过，我们真正踢球的人有多少？根据足协2020年的数据，我们的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只有1万多人，而日本的注册人口超过100万，这100万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天才，也比1万多人里选出来的强太多，足球是最讲规律的运动，你得先有足够多的人踢，才会有天才冒出来，你连让普通人踢球的场地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出好成绩？
被骂了20年的“痴人”，终于等来了迟到的答案
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,日本队先后赢了德国和西班牙，小组赛头名出线，赛后85岁的川渊三郎接受采访，记者问他现在是不是特别开心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最开心的不是国家队赢了球，是我现在走在日本的街上，随便哪个社区都能看到踢球的小孩，随便哪个周末都能看到业余足球赛，这比拿世界杯冠军还让我高兴。”
从1993年J联赛成立到2022年日本队闯进世界杯16强,刚好过去了29年，刚好是川渊三郎当年说的“20年之后见分晓”的时间，现在的日本，有超过1000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公共足球场，有超过30万注册的青少年球员，有超过500名球员在欧洲各级联赛踢球，每年的高中足球联赛决赛，能吸引5万多观众到现场，全国有超过20家电视台直播，那些当年骂川渊三郎“疯子”的人，现在终于懂了他当年的坚持。
我前阵子看到国内一个新闻,说有个城市把原来规划的体育用地改成了停车场，理由是“建停车场更能满足市民需求”，下面有个评论特别扎心：“我们的小孩想踢球只能在小区路上踢，还被保安赶，你问市民需求，当然是建停车场更划算啊。”其实我们真的不缺喜欢踢球的孩子，也不缺愿意搞足球的人，缺的是像川渊三郎这样，愿意沉下心来做慢事、做“没用的事”的人，我们总在说要学日本足球，学他们的青训，学他们的联赛，但其实最该学的，是川渊三郎那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耐心：他知道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在任的时候看不到结果，甚至要被骂几十年，但他还是做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路走对了，就不怕远。
我离开大阪的那天,田中老伯给了我一个他们社区足球赛的纪念徽章，背面印着川渊三郎的名言：“足球的温度，永远在普通人的脚下。”我现在把它挂在我踢球的背包上，每次去踢野球的时候都能看到，我也盼着有一天，我们不用再为找场地头疼，不用再因为大人觉得“踢球影响学习”而不敢让孩子去操场，不用再看着别人家的国家队赢球的时候羡慕，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，多建几块免费的球场，多给孩子一点踢球的时间，少一点急功近利的政绩要求，多一点深耕十年的耐心，这一天总会来的。
毕竟,川渊三郎用了30年把一个足球弱国的痴梦变成了现实，我们只要愿意走对的路，也一定可以。
还没有评论，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