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我去太原拜访赵瑜老师的时候,他正蹲在书房的地上翻旧纸箱，满头白发上沾了点灰，手里举着个磨得掉皮的蓝色笔记本，封面上用钢笔歪歪扭扭写着“汉城1988”，见我进来，他把笔记本往堆满书稿的桌上一扔，笑着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：“你看，这就是当年写《兵败汉城》的底稿，那时候穷，买不起新本子，背面还记了半本家里买菜的账。”
作为在体育行业摸爬滚打了快十年的写作者,我最早知道赵瑜的名字，是大学图书馆里那本卷了边的《马家军调查》，那时候我刚进体育系，满脑子都是“更高更快更强”的口号，总觉得金牌就是体育的全部意义，直到读完那本书，我在操场的看台上坐了整整一小时——原来领奖台的聚光灯之外，还有那么多被忽略的疼痛、被掩盖的真相，还有那么多没被看见的“体育人”。
从晋东南的“野路子体育迷”，到闯进体坛的“文学愣头青”
赵瑜的体育情结,是在晋东南的黄土坡上“野”出来的。 1955年他出生在山西长治，小时候学校的体育课经常被文化课占，他就带着同学在学校后墙根挖了个沙坑，自己练跳远——没有教练教，就照着报纸上运动员的照片模仿，跳得腿肿了就用热毛巾敷一敷，第二天接着跳，为了混进市工人体育场看成年人打篮球，他帮看门的王大爷捡了整整一个月的烟头，每天放学就蹲在体育场围墙根，把路人扔的烟蒂捡进布袋子，攒够一袋子就换一次进场的机会。 “那时候对体育的理解特别简单：赢了就能被人看见，就能拿奖品。”赵瑜跟我说，他14岁那年参加地区中学生运动会，拿了跳远第三名，奖品是一双白球鞋，他舍不得穿，放在枕头底下，睡觉都要伸手摸一摸，那时候他以为，所有练体育的人，都像他一样，是因为喜欢才跑、才跳，直到后来当了记者，采访的运动员多了，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，许海峰拿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，全国上下一片沸腾，赵瑜那时候已经是山西作协的青年作家，跟着去北京采访庆功会，散会的时候，他在体育馆后门看见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，蹲在台阶上啃凉馒头，身边放着个靶套，一聊才知道，小伙子是许海峰的陪练，练了八年射击，每天陪着许海峰练到凌晨，手上的茧子比许海峰还厚，但奥运会的参赛名单里，从来没有他的名字。 “他说他不后悔，能陪队友拿金牌也光荣，但我那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”赵瑜说，那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的体育报道里，只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冠军，没有那些默默铺路的人；只有赢了的欢呼，没有输了之后的眼泪。“体育不是只有金牌啊，那些没拿过奖的运动员，那些练了一辈子连赛场都没上过的人，就不算体育人了？” 从那时候起，赵瑜就打定主意，要写不一样的体育文章——不写通稿里的“拼搏精神”，不写领奖台上的鲜花掌声，要写活生生的人，写藏在金牌背后的、没人愿意说的真话。
《兵败汉城》的惊雷：他敢扯下“皇帝的新衣”
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,是中国体育的“滑铁卢”，也是赵瑜体育写作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。 那时候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刚拿了15枚金牌，全国上下对汉城奥运的期待拉得满格，媒体赛前喊出了“金牌数超上届”的口号，结果最后只拿了5枚金牌，女排输给苏联，体操队颗粒无收，连之前稳拿金牌的举重、射击都接连失利，舆论一片哗然，当时的主流报道要么把原因归为“裁判不公”“客场不适应”，要么就是批评运动员“心理素质差”“不够努力”，没人敢深究真正的问题。 赵瑜那时候没拿到官方的采访名额，自己凑了两千块钱，买了张机票就飞去了汉城。“我就想搞清楚，到底输在哪了？难道真的是运动员不拼命吗？” 他在汉城住的是离记者村三公里的小民宿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啃个冷面包就往场馆跑，为了能跟运动员说上话，他蹲过运动员公寓的后门，混过记者招待会的后场，甚至帮场馆的清洁工捡过垃圾，就为了蹭一张后场的通行卡，最久的一次是等女排队员杨锡兰，那时候女排输了球，全队封闭不接受采访，他在公寓楼下等了三个多小时，下着秋雨，外套都湿透了，笔记本里的纸都洇开了字，最后是杨锡兰下来拿家里寄的包裹，看见他冻得搓手，才把他拉到传达室。 聊了没两句，杨锡兰就哭了。“她说她们每天练到凌晨两点，腿上的伤疼得睡不着，打封闭针上场，输了球她们比谁都难受，可是没人问她们疼不疼，所有人都在问‘为什么输’。”赵瑜说，那天他的笔记本被眼泪打湿了一大片，他突然明白，所谓的“兵败”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错，是整个体系里，大家都只盯着金牌，忘了站在赛场上的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。 从汉城回来，他写了《兵败汉城》，发在1988年第6期的《当代》杂志上，一上市就卖空了，加印了三次，印了几十万册。 骂声也跟着来了，有人说他“抹黑中国体育”，是“卖国贼”，体委的人找他谈话，要他写检讨，甚至有人给他寄去了骂名的明信片，上面写着“赵瑜你滚出体育界”，但与此同时，他收到了上百封运动员的来信，有跳水队的陪练，有体操队的替补队员，有省队退役的田径运动员，其中有个匿名的举重运动员，在信里夹了一张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的照片，背面写着：“我练了12年，摔断了三次胳膊，最后连全运会的名单都没进，没人知道我是谁，谢谢你还记得我们。” 我问过赵瑜，那时候怕不怕？他端着茶杯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：“怕啥？我写的都是真话，真话还能让人给说没了？” 在我看来，《兵败汉城》最珍贵的地方，从来不是“敢骂”，而是它第一次把“人”放在了体育的中心，我们总说体育要拼搏要胜利，但如果胜利的代价是忽略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，是把运动员当成拿金牌的“工具”，那这样的胜利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赵瑜用一本书，给当时狂热的“金牌至上”思潮，浇了一盆冷水。
《马家军调查》二十年：真相从来都不会过期
如果说《兵败汉城》是赵瑜扔向体坛的第一颗惊雷，那1998年发表的《马家军调查》，就是直接炸碎了当时中国体坛最大的“神话”。 90年代的马家军，是全中国的“骄傲”：王军霞破了女子10000米世界纪录，曲云霞拿了世锦赛冠军，马俊仁到处做报告，说马家军的秘诀是“中华鳖精”“红参汤”，是“苦练加爱国精神”，那时候全国都在卖马家军口服液，连小学生都知道“马指导带的队，能跑赢全世界”。 但赵瑜不信。“哪有靠喝鳖精就能破世界纪录的？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” 1995年，他跑到沈阳采访马家军，一开始根本没人敢跟他说实话——马俊仁管得严，队员谁敢跟外人说话，就罚跑几十公里，甚至直接赶出队，他托了好几个关系，才联系上几个已经离队的老队员，见面的地方是沈阳郊区的一个小出租屋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怕被人听见。 队员吕亿把裤腿撸起来给他看的时候，赵瑜愣了：腿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孔，有的地方还留着淤青。“马指导说这是营养针，不打就没力气训练，打了之后我们例假都不来，嗓子也变粗了，可是我们不敢不打——不打就不能上场，不能拿成绩，我们这么多年的苦就白吃了。” 为了拿到实锤证据，赵瑜找到了当年马家军的队医张大夫，张大夫一开始不敢说，怕被马俊仁报复，赵瑜就天天去他家楼下等，那时候沈阳零下二十多度，他每天早上买好豆浆油条站在楼下，张大夫家的煤球没了他就帮着搬，白菜买了他就帮着扛上楼，连续等了七天，张大夫终于松口了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铁盒，里面是当年的用药记录，还有马俊仁让他买兴奋剂的收据。“我攒了这些年，就是怕哪天出事了没人信，赵老师，你要是敢写，我就敢给你作证。” 1998年，《马家军调查》在《中国作家》发表，瞬间引爆了整个中国体坛，马俊仁开新闻发布会，说赵瑜是“诽谤”，要告他，还有人给他打威胁电话，说“你小心点，出门别被车撞了”，那时候赵瑜把所有的采访录音、笔录、证据材料，全都锁进了银行的保险柜里，出门随身带个小录音机，不是为了采访，是为了万一遇到事，能留个证据。 “我那时候就一个念头，我写的都是事实，真的假不了。”赵瑜说，那时候很多人劝他，说“马家军是民族英雄，你这么写，不是打击大家的爱国热情吗？”他就回一句：“爱国不是靠撒谎，靠兴奋剂拿的金牌，不仅不光荣，还是耻辱。” 这一等，就是18年，2016年，国际田联公布了对马家军兴奋剂事件的调查结果，证实了上世纪90年代马家军队员集体使用兴奋剂的事实，当年的“神话”彻底破灭，很多人跑到赵瑜的微博底下留言，说“赵老师，您当年说的都是真的”，他只回了一句话：“真相从来不会迟到，只是可惜了那些被毁掉的运动员的人生。” 我一直觉得，赵瑜不是什么“体育界的良心”，他更像个体坛的“守夜人”——当所有人都在为金牌狂欢，为神话鼓掌的时候，他蹲在暗处，盯着那些被光环掩盖的污垢，等着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体育的核心是公平，如果连最基本的公平都没有，再多的金牌也只是自欺欺人，这是赵瑜用半辈子的写作，告诉我们的最朴素的道理。
年过七旬的“体育老炮”：现在想写中国体育的“底座”
今年赵瑜已经68岁了,早就退休了，但还是闲不住，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跑，不采访奥运冠军，不参加商业活动，就往基层钻：县城的体校，大山里的小学，社区的健身广场，还有那些退役后摆地摊、当保安的前运动员。 去年他去云南昭通的一个山区小学，采访一个叫陈立的基层体育老师，陈立在山里待了20年，带出了好几个省级竞走冠军，自己每个月工资才三千多，学校连个正经的田径场都没有，就让孩子们在山路上练，画个石灰线就是跑道。 有个叫小娜的14岁女孩，是陈立去年从大山里招的，家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村子里，每天上学要走两个小时山路，脚力特别好，练了半年就拿了市竞走比赛的第三名，赵瑜见她的时候，她穿的运动鞋鞋底都磨平了，脚趾头露在外面，用医用胶布粘着，赵瑜当天就开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山路，去市里的体育用品店，给她买了两双专业的竞走鞋，还有五双厚运动袜，女孩接过鞋的时候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鞋盒上，说“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这种鞋，以为要好多钱，我攒一年的零花钱都买不起”。 “以前我写《强国梦》，写《兵败汉城》，写《马家军调查》，关注的都是中国体育的‘塔尖’，是金牌，是体制问题。”赵瑜跟我说，现在他老了，反而想写写“塔基”，“中国体育不是靠几个奥运冠军撑起来的，是靠千千万万个在大山里、在县城里、在社区里默默搞体育的人撑起来的，这些人没拿过奖牌，没上过新闻，但他们才是中国体育的根。” 现在他正在写一本叫《底座》的书，已经写了快两年，采访了一百多个基层体育人：有在县城体校待了三十年的老教练，一辈子没带出过全国冠军，但是把几百个喜欢体育的孩子送出了大山；有退役的举重运动员，回老家开了个健身房，免费教村里的孩子练力量；还有社区里教广场舞的大爷，以前是省队的体操教练，退休了就带着老头老太太跳操，说“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老年人锻炼身体，也是体育的一部分”。
那天从赵瑜老师家出来,我抱着他送我的一套《赵瑜体育报告文学选》，走在太原的秋风里，心里特别沉，又特别暖，沉的是，我们走过的体育之路，有这么多的坎坷和隐痛；暖的是，总有像赵瑜这样的人，拿着笔，像拿着一把刀，划破那些虚假的光环，把真实的疼痛、真实的热血、真实的人，摊在我们面前。 我们常说要建设“体育强国”，什么是真正的体育强国？从来不是奥运金牌榜排第一，而是每一个喜欢体育的孩子，都能有鞋穿，有场地练；是每一个运动员，都能被尊重，不用为了金牌牺牲健康和尊严；是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竞技场，而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。 赵瑜写了四十年体育，其实写的从来不是体育本身，而是人——是我们对公平的渴望，对尊严的追求，对“更强”的真正理解，就像他在书房里跟我说的那句话：“体育的终极目的，从来不是赢了别人，而是成全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。” 这条路还很长，但好在，还有赵瑜这样的人，一直在写，一直在走。
还没有评论，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