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现场看比赛的时候,欢呼声震得耳朵疼,所有目光都追着场上跑的运动员,但是偶尔往边上瞥一眼,会看到场边擦地板的工作人员、看台上捡垃圾的保洁、热身区里帮队员拿水的助理,这些人好像和这场热闹没关系,但其实没有他们,这场热闹根本成不了,我跑了7年体育新闻,见过拿过数十块金牌的奥运冠军,也见过一辈子没摸过奖牌的基层体育人,要我说啊,世界上最好的人,恰恰是这些藏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的普通人。
拿不到奖状的乡村体育老师,是山里孩子的体育启蒙人
我第一次见到王凯是去年贵州台江村BA的总决赛现场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运动服,站在场地边拍着手喊得嗓子都哑了,场上那支队伍的四个主力,都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,中场休息的时候,四个一米八多的大小伙子跑过来,一把把王凯举了起来,周围的观众都跟着起哄叫好,王凯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,我看到他手背上还有好几道浅褐色的旧疤,是当年自己修操场的时候被水泥划的。
王凯是台江县某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,今年42岁,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待了20年,我后来跟着他去了他工作的小学,现在的操场是塑胶地面,有两个崭新的篮球架,但是王凯说,20年前他刚来的时候,这里的操场就是一块泥地,下雨之后满是水坑,半个月都干不了,孩子们想打球,只能踩着泥跑,球砸在泥地里沾的全是泥,回去洗都洗不干净。 “那时候我刚毕业,工资才一千多块钱,第一个月工资没往家寄,先买了五个橡胶篮球,”王凯蹲在操场边上给我指,“后来我觉得泥地实在不行,暑假的时候找了几个村里的老乡,自己买水泥、拉沙子,我们几个人花了半个月,铺出了第一个水泥篮球场,那时候手上磨的泡破了沾到水泥,疼得晚上睡不着觉,但是看着孩子们能在平地上打球,就觉得值。” 他教过的学生里,有家里穷买不起球鞋的,他就把自己儿子的新球鞋拿去给孩子穿;冬天山里冷,孩子们打球手冻得开裂,他自掏腰包买了几十支护手霜放在器材室,谁来拿球都可以抹;有孩子想考体育院校,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就来学校陪着练体能,比孩子自己还上心。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,我看到柜子上摆着十几双崭新的运动鞋,是之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寄回来的,那个学生当年穿了王凯儿子的球鞋考上了体育学院,现在在省城当体育老师,每年都会给王凯寄两双鞋,说“当年欠老师的鞋,我一辈子都还不完”。 我那时候突然就明白,为什么村BA能火遍全国,不是因为比赛有多专业,是因为这里的篮球,连着山里孩子的童年,连着一个老师20年的坚持,我们总在说要扩大体育人口,要发展全民体育,其实靠的不是多少个世界冠军,是千千万万个王凯这样的基层体育老师,他们站在山里面,把篮球递到孩子手里的那一刻,就是体育最好的启蒙,他们拿不到官方发的奖状,但是每个被他们影响过的孩子,心里都给他们留了最高的领奖台。
上不了领奖台的陪练,是冠军身后看不见的臂膀
去年成都世乒赛女团决赛结束之后,孙颖莎在赛后采访里特意提到了一个人:“谢谢我的陪练李哥,他模仿伊藤美诚的打法,比伊藤本人还像,没有他陪我加练,我今天不会打得这么顺。” 我后来专门找机会采访了孙颖莎嘴里的“李哥”李航,他今年32岁,曾经是省队的男子单打主力,10年前进国家队当女队陪练,直到现在,没有打过一场正式的国际赛事,领奖台永远和他没关系。 见到李航的时候,他手腕上戴着一个磨得起球的粉色护腕,是陈梦2021年拿了奥运冠军之后送给他的,他戴了三年都舍不得换,他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:模仿国外外协的顶尖女选手打法,给主力队员当“靶子”,让队员提前适应对手的球路。 “之前伊藤美诚火的时候,我每天要练几千个反手生胶弹击,专门模仿她的发球姿势和落点,”李航抬了抬自己的手腕,“那时候练得太狠,手腕积液严重,晚上疼得睡不着觉,队医给我扎针的时候都问我何必呢,我就说,队员们去赛场上要面对的对手比我狠多了,我现在多狠一点,她们到了赛场上就轻松一点。” 世乒赛决赛前一天,孙颖莎觉得自己对付伊藤的反手弹击还是没把握,找李航加练,两个人从晚上9点练到凌晨1点,整个训练馆只剩他们两个,李航那天发了至少2000个球,最后胳膊都抬不起来,第二天早上起来连牙刷都拿不住。 我问他有没有遗憾过,毕竟曾经也是省队的主力,现在连正式比赛的上场机会都没有,李航拉开了自己的储物柜,柜子门上贴满了女队队员拿冠军的合影,每张照片上他都站在最边上,有的甚至只露出半张脸。“说完全不遗憾是假的,但是看着她们站在领奖台上唱国歌的时候,我就觉得,我的梦想也跟着她们实现了,”李航笑得有点腼腆,“我们这些陪练的价值,本来就不是要自己站在领奖台上,是要让更多队员能站上去。” 我一直觉得,体育精神里的“更高更快更强”,从来不是只属于站在领奖台上的人,那些愿意为了集体的胜利,把自己的梦想藏起来,甘当人梯的人,才更能诠释体育的内核,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获奖名单里,也没有记者追着他们采访,但是每一块金牌的背后,都沾着他们的汗水,每一个冠军的军功章里,都有他们的一半,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,好到愿意把自己的光,全部借给别人去发亮。
把“眼睛”借给陌生人的陪跑员,是体育温度的传递者
阿明是我认识了5年的朋友,他是个马拉松爱好者,全马最好成绩是3小时12分,但是最近3年,他跑全马的配速都稳定在6分30秒,再也没有破过330,因为这3年他跑的所有全马,都是陪着视障跑者跑的。 阿明做视障陪跑员已经8年了,手上有一道两厘米长的疤,是2019年陪视障跑者老周训练的时候留下的,那时候老周刚失明两年,抑郁症刚好一点,被朋友拉着出来跑步,第一次跑的时候紧张得不行,踩到了路牙子要摔,阿明为了扶他,自己的胳膊刮到了路边的铁栏杆,缝了四针,留下了这道疤,阿明总说这是自己的“荣誉勋章”。 老周今年52岁,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跑步,失明之后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跑了,是阿明每周三准时出现在他家楼下,带着他去奥森跑步,从最开始的1公里、3公里,到后来的10公里、半马,再到去年的北京马拉松,阿明陪着老周用4小时27分跑完了全程,冲线的时候老周抱着阿明哭,说“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跑完42公里,我以为我后半辈子只能待在家里摸黑过日子了”。 我问过阿明,做陪跑员又累又不能追求成绩,图什么?他给我看了个朋友圈,是他之前带过的一个视障姑娘发的,姑娘现在也成了陪跑员,带着刚失明的小朋友跑步,配文是“我以前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光,现在我也想把光递给别人”。“你看,这就是意义,”阿明说,“我们总说跑步是孤独的运动,但是我做陪跑员的时候觉得,跑步是能把人连起来的,我把我的眼睛借给他跑一步,他就多一分对生活的信心,这比我自己跑PB开心多了。” 现在阿明的陪跑队里已经有20多个固定的视障跑者,其中有3个已经独立完成了全马,还有4个像那个姑娘一样,成了新的陪跑员,我总觉得,体育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区分强弱,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感受到运动的快乐,这些陪跑员,就是把“平等”两个字实实在在写在了跑道上,他们的每一步,都是在告诉那些身处黑暗里的人:你不是异类,你也可以跑,也可以吹风,也可以站在终点线接受大家的掌声,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,好到愿意把自己的世界,分给陌生人一半。
守在观众席的保洁阿姨,是体育狂欢的幕后兜底人
今年我去东莞篮球中心看CBA季后赛,散场的时候把装着采访本和相机电池的包落在了座位上,回去找的时候,是保洁阿姨张桂英把包还给我的,她还特意给我装了个塑料袋,说“我怕下雨给你淋湿了,就给你套上了”。 张姨今年52岁,在东莞篮球中心做保洁已经10年了,每一场比赛结束,观众都散场之后,她要负责把自己管的那片看台的垃圾全部清走,经常要忙到凌晨才能回家,张姨说,她捡过的东西多了,手机、钱包、钥匙,最多的就是球迷的应援物、签名海报和球衣。 去年有个12岁的小球迷,把易建联的签名球衣落在了座位上,回家之后哭了一晚上,第二天他爸妈带着他来场馆找,张姨把存了一晚上的球衣给他,小朋友要把自己带的玩具送给张姨,张姨摆摆手说“不用,我知道这球衣对你来说比玩具金贵,以后看完比赛记得拿好东西就行”。 张姨的儿子现在在广东宏远的青年队打球,她每次擦看台的时候,都会往场上多看两眼,说“看着这些小伙子在场上跑,就像看着我儿子在场上跑一样”,她的工具柜里藏了一沓球迷落下的加油牌,都是擦干净了的,上面写着“广东队加油”“易建联最棒”,张姨说等儿子下次打正式比赛的时候,她要把这些加油牌带去给儿子加油。 现在很多常去东莞篮球中心看球的老球迷都认识张姨,每次去看球都会给她带瓶水,说“张姨你辛苦了”,张姨每次都不好意思接,说“我就是干这份工作的,应该的”。 其实我们都知道,一场完美的比赛,从来不是只靠场上的球员和教练,是无数个像张姨这样的工作人员撑起来的,他们要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准备,散场之后要留下来收拾几个小时的垃圾,要处理各种突发的小问题,没有掌声,没有镜头,甚至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,但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人,给所有来现场看球的球迷兜了底,让大家可以安安心心享受比赛的快乐,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,好到把所有的琐碎和辛苦都留给自己,把快乐和安心留给别人。
我之前总觉得,“世界上最好的人”得是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,但是跑了这么多年体育口我才明白,最好的人,就是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,为别人多撑一把伞、多递一束光、多鼓一次掌的人。 他们可能是乡村学校里给孩子买篮球的老师,可能是国家队里默默当靶子的陪练,可能是把眼睛借给陌生人的陪跑员,可能是场馆里捡垃圾的保洁阿姨,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,也没有万人追捧,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让体育从冰冷的输赢,变成了有温度的热爱。 体育之所以能跨越国籍、跨越年龄、跨越障碍,让这么多人着迷,从来不是因为有多少个冠军,而是因为有这么多“最好的人”在默默付出,他们本身就是光,照亮了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人的路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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