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现场看比赛的时候,欢呼声震得耳朵疼，所有目光都追着场上跑的运动员，但是偶尔往边上瞥一眼，会看到场边擦地板的工作人员、看台上捡垃圾的保洁、热身区里帮队员拿水的助理，这些人好像和这场热闹没关系，但其实没有他们，这场热闹根本成不了，我跑了7年体育新闻，见过拿过数十块金牌的奥运冠军，也见过一辈子没摸过奖牌的基层体育人，要我说啊，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恰恰是这些藏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的普通人。
拿不到奖状的乡村体育老师，是山里孩子的体育启蒙人
我第一次见到王凯是去年贵州台江村BA的总决赛现场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运动服，站在场地边拍着手喊得嗓子都哑了，场上那支队伍的四个主力，都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四个一米八多的大小伙子跑过来，一把把王凯举了起来，周围的观众都跟着起哄叫好，王凯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我看到他手背上还有好几道浅褐色的旧疤，是当年自己修操场的时候被水泥划的。
王凯是台江县某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,今年42岁，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待了20年，我后来跟着他去了他工作的小学，现在的操场是塑胶地面，有两个崭新的篮球架，但是王凯说，20年前他刚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操场就是一块泥地，下雨之后满是水坑，半个月都干不了，孩子们想打球，只能踩着泥跑，球砸在泥地里沾的全是泥，回去洗都洗不干净。 “那时候我刚毕业，工资才一千多块钱，第一个月工资没往家寄，先买了五个橡胶篮球，”王凯蹲在操场边上给我指，“后来我觉得泥地实在不行，暑假的时候找了几个村里的老乡，自己买水泥、拉沙子，我们几个人花了半个月，铺出了第一个水泥篮球场，那时候手上磨的泡破了沾到水泥，疼得晚上睡不着觉，但是看着孩子们能在平地上打球，就觉得值。” 他教过的学生里，有家里穷买不起球鞋的，他就把自己儿子的新球鞋拿去给孩子穿；冬天山里冷，孩子们打球手冻得开裂，他自掏腰包买了几十支护手霜放在器材室，谁来拿球都可以抹；有孩子想考体育院校，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就来学校陪着练体能，比孩子自己还上心。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我看到柜子上摆着十几双崭新的运动鞋，是之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寄回来的，那个学生当年穿了王凯儿子的球鞋考上了体育学院，现在在省城当体育老师，每年都会给王凯寄两双鞋，说“当年欠老师的鞋，我一辈子都还不完”。 我那时候突然就明白，为什么村BA能火遍全国，不是因为比赛有多专业，是因为这里的篮球，连着山里孩子的童年，连着一个老师20年的坚持，我们总在说要扩大体育人口，要发展全民体育，其实靠的不是多少个世界冠军，是千千万万个王凯这样的基层体育老师，他们站在山里面，把篮球递到孩子手里的那一刻，就是体育最好的启蒙，他们拿不到官方发的奖状，但是每个被他们影响过的孩子，心里都给他们留了最高的领奖台。
上不了领奖台的陪练，是冠军身后看不见的臂膀
去年成都世乒赛女团决赛结束之后,孙颖莎在赛后采访里特意提到了一个人：“谢谢我的陪练李哥，他模仿伊藤美诚的打法，比伊藤本人还像，没有他陪我加练，我今天不会打得这么顺。” 我后来专门找机会采访了孙颖莎嘴里的“李哥”李航，他今年32岁，曾经是省队的男子单打主力，10年前进国家队当女队陪练，直到现在，没有打过一场正式的国际赛事，领奖台永远和他没关系。 见到李航的时候，他手腕上戴着一个磨得起球的粉色护腕，是陈梦2021年拿了奥运冠军之后送给他的，他戴了三年都舍不得换，他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：模仿国外外协的顶尖女选手打法，给主力队员当“靶子”，让队员提前适应对手的球路。 “之前伊藤美诚火的时候，我每天要练几千个反手生胶弹击，专门模仿她的发球姿势和落点，”李航抬了抬自己的手腕，“那时候练得太狠，手腕积液严重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队医给我扎针的时候都问我何必呢，我就说，队员们去赛场上要面对的对手比我狠多了，我现在多狠一点，她们到了赛场上就轻松一点。” 世乒赛决赛前一天，孙颖莎觉得自己对付伊藤的反手弹击还是没把握，找李航加练，两个人从晚上9点练到凌晨1点，整个训练馆只剩他们两个，李航那天发了至少2000个球，最后胳膊都抬不起来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连牙刷都拿不住。 我问他有没有遗憾过，毕竟曾经也是省队的主力，现在连正式比赛的上场机会都没有，李航拉开了自己的储物柜，柜子门上贴满了女队队员拿冠军的合影，每张照片上他都站在最边上，有的甚至只露出半张脸。“说完全不遗憾是假的，但是看着她们站在领奖台上唱国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的梦想也跟着她们实现了，”李航笑得有点腼腆，“我们这些陪练的价值，本来就不是要自己站在领奖台上，是要让更多队员能站上去。” 我一直觉得，体育精神里的“更高更快更强”，从来不是只属于站在领奖台上的人，那些愿意为了集体的胜利，把自己的梦想藏起来，甘当人梯的人，才更能诠释体育的内核，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获奖名单里，也没有记者追着他们采访，但是每一块金牌的背后，都沾着他们的汗水，每一个冠军的军功章里，都有他们的一半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好到愿意把自己的光，全部借给别人去发亮。
把“眼睛”借给陌生人的陪跑员，是体育温度的传递者
阿明是我认识了5年的朋友,他是个马拉松爱好者，全马最好成绩是3小时12分，但是最近3年，他跑全马的配速都稳定在6分30秒，再也没有破过330，因为这3年他跑的所有全马，都是陪着视障跑者跑的。 阿明做视障陪跑员已经8年了，手上有一道两厘米长的疤，是2019年陪视障跑者老周训练的时候留下的，那时候老周刚失明两年，抑郁症刚好一点，被朋友拉着出来跑步，第一次跑的时候紧张得不行，踩到了路牙子要摔，阿明为了扶他，自己的胳膊刮到了路边的铁栏杆，缝了四针，留下了这道疤，阿明总说这是自己的“荣誉勋章”。 老周今年52岁，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跑步，失明之后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跑了，是阿明每周三准时出现在他家楼下，带着他去奥森跑步，从最开始的1公里、3公里，到后来的10公里、半马，再到去年的北京马拉松，阿明陪着老周用4小时27分跑完了全程，冲线的时候老周抱着阿明哭，说“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跑完42公里，我以为我后半辈子只能待在家里摸黑过日子了”。 我问过阿明，做陪跑员又累又不能追求成绩，图什么？他给我看了个朋友圈，是他之前带过的一个视障姑娘发的，姑娘现在也成了陪跑员，带着刚失明的小朋友跑步，配文是“我以前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光，现在我也想把光递给别人”。“你看，这就是意义，”阿明说，“我们总说跑步是孤独的运动，但是我做陪跑员的时候觉得，跑步是能把人连起来的，我把我的眼睛借给他跑一步，他就多一分对生活的信心，这比我自己跑PB开心多了。” 现在阿明的陪跑队里已经有20多个固定的视障跑者，其中有3个已经独立完成了全马，还有4个像那个姑娘一样，成了新的陪跑员，我总觉得，体育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区分强弱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感受到运动的快乐，这些陪跑员，就是把“平等”两个字实实在在写在了跑道上，他们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告诉那些身处黑暗里的人：你不是异类，你也可以跑，也可以吹风，也可以站在终点线接受大家的掌声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好到愿意把自己的世界，分给陌生人一半。
守在观众席的保洁阿姨，是体育狂欢的幕后兜底人
今年我去东莞篮球中心看CBA季后赛,散场的时候把装着采访本和相机电池的包落在了座位上，回去找的时候，是保洁阿姨张桂英把包还给我的，她还特意给我装了个塑料袋，说“我怕下雨给你淋湿了，就给你套上了”。 张姨今年52岁，在东莞篮球中心做保洁已经10年了，每一场比赛结束，观众都散场之后，她要负责把自己管的那片看台的垃圾全部清走，经常要忙到凌晨才能回家，张姨说，她捡过的东西多了，手机、钱包、钥匙，最多的就是球迷的应援物、签名海报和球衣。 去年有个12岁的小球迷，把易建联的签名球衣落在了座位上，回家之后哭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他爸妈带着他来场馆找，张姨把存了一晚上的球衣给他，小朋友要把自己带的玩具送给张姨，张姨摆摆手说“不用，我知道这球衣对你来说比玩具金贵，以后看完比赛记得拿好东西就行”。 张姨的儿子现在在广东宏远的青年队打球，她每次擦看台的时候，都会往场上多看两眼，说“看着这些小伙子在场上跑，就像看着我儿子在场上跑一样”，她的工具柜里藏了一沓球迷落下的加油牌，都是擦干净了的，上面写着“广东队加油”“易建联最棒”，张姨说等儿子下次打正式比赛的时候，她要把这些加油牌带去给儿子加油。 现在很多常去东莞篮球中心看球的老球迷都认识张姨，每次去看球都会给她带瓶水，说“张姨你辛苦了”，张姨每次都不好意思接，说“我就是干这份工作的，应该的”。 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一场完美的比赛，从来不是只靠场上的球员和教练，是无数个像张姨这样的工作人员撑起来的，他们要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准备，散场之后要留下来收拾几个小时的垃圾，要处理各种突发的小问题，没有掌声，没有镜头，甚至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，但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人，给所有来现场看球的球迷兜了底，让大家可以安安心心享受比赛的快乐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好到把所有的琐碎和辛苦都留给自己，把快乐和安心留给别人。
我之前总觉得,“世界上最好的人”得是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，但是跑了这么多年体育口我才明白，最好的人，就是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为别人多撑一把伞、多递一束光、多鼓一次掌的人。 他们可能是乡村学校里给孩子买篮球的老师，可能是国家队里默默当靶子的陪练，可能是把眼睛借给陌生人的陪跑员，可能是场馆里捡垃圾的保洁阿姨，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，也没有万人追捧，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让体育从冰冷的输赢，变成了有温度的热爱。 体育之所以能跨越国籍、跨越年龄、跨越障碍，让这么多人着迷，从来不是因为有多少个冠军，而是因为有这么多“最好的人”在默默付出，他们本身就是光，照亮了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人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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