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贵州榕江还裹着三伏天的余热，下午四点的县一中操场上，塑胶跑道被晒得发软，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印子，刘红斌脖子上搭着那条洗得发灰的白毛巾，黑得发亮的胳膊举着秒表，哨子叼在嘴里，眼睛死死盯着跑道上那几个正冲最后一百米的半大孩子，嗓门大得半个学校都能听见：“摆臂！步幅打开！最后30米冲起来！”
结束训练的时候，他的T恤已经湿得能拧出水，脚腕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——那是早年在煤渣跑道上带训练摔的，阴雨天就会犯，旁边的小队员递过来一瓶冰矿泉水，他笑着揉了揉孩子的脑袋，从帆布包里掏出刚打印的二级运动员达标名单，指着上面的三个名字说：“你们三个这个周末跟我去凯里比赛，只要发挥稳定，达标了高考就能加50分，好好拼。”
我去年到榕江采访村超的时候第一次见刘红斌，当时他带着十几个小队员在球场旁边做热身，说是要给村超的球员做表演赛，那天他跟我聊了三个多小时，讲他28年的教练生涯，讲那些从山里跑出去的孩子，讲他口袋里永远揣着的、孩子们寄回来的校徽和奖状，那天我最大的感受是：我们总说中国体育的根在基层，可如果没有刘红斌这样的人守在基层，“根”就是个飘在半空的词。
从“逃学跑步的野娃”到“带娃跑步的教练”
刘红斌自己就是大山里跑出来的孩子，他是榕江栽麻镇人，小时候不爱读书，天天逃学跑到山上跑着玩，十几里的山路，他跑一个来回脸不红气不喘，13岁那年，县少体校的老教练到镇上选苗子，看他追着村里的狗跑都能甩别人半条街,就把他招进了体校练中长跑。
“那时候哪懂什么体育啊，就知道进体校能吃白米饭，能有鞋穿。”刘红斌说，他进体校的时候穿的还是妈妈做的布鞋，第一次穿钉鞋的时候，攥着鞋哭了半小时，“那时候就想，要是以后山里的娃都能有这样的鞋穿，能靠跑步走出大山，就好了。”
1995年，刘红斌从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，本来学校要留他在贵阳当老师，他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到了自己当年穿的那双磨破了鞋尖的布鞋，当天就买了回榕江的车票，那时候榕江少体校连个正经的训练场都没有，跑道是煤渣铺的，一下雨就坑坑洼洼，整个体校的钉鞋加起来不到10双,谁要参加比赛才能穿一次。
他带的第一个徒弟叫韦小兰，是兴华乡的苗族姑娘，当时14岁，5000米能跑20分钟以内，是难得的好苗子，可刚练了半年，韦小兰的爸爸就到体校来接她，说家里弟弟要上学，没钱供她练“没用的跑步”,要带她去广东打工。
刘红斌当时急了，跟着韦小兰他爸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到她家，一进门就掏出自己刚发的800块工资放在桌子上：“叔，小兰的学费我出，生活费我也包，她要是考不上大学，我给你打三年工赔你。”他在韦小兰家待了两天，给她爸妈看自己大学的毕业证，讲那些练体育出来的孩子的故事，最后韦小兰的爸爸终于松了口，说“那就让娃再试试”。
后来韦小兰拿了贵州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3000米的冠军，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，现在在凯里当中学体育老师，每年回榕江都要给刘红斌带自己做的酸汤鱼，上次我见韦小兰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“要是没有刘教练，我现在可能就在东莞的厂里打螺丝，根本不可能站在操场上教别的孩子跑步，我这条命，是跑步给的，也是刘教练给的。”
我一直觉得，很多人对基层体育教练有误解，觉得他们就是“教孩子跑跑步”的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也干不出什么大事，可实际上，他们才是中国体育的“第一道门槛”：那些藏在大山里的好苗子，那些没有机会接触专业训练的孩子，要是没有这样的教练愿意沉下来、愿意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家里找人，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还有靠跑步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刘红斌总说“我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能认出谁能跑，愿意拉他们一把”，可就这“拉一把”,比多少金牌都金贵。
他的训练场，在山路上、田埂边、煤渣跑道上
2018年之前，榕江少体校还没有塑胶跑道，煤渣跑道一到雨天就没法用，刘红斌就带着队员去跑学校后面的盘山公路，每天早上五点半，他准时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到宿舍楼下喊人，天还没亮，山路上只有他的摩托车灯亮着，后面跟着十几个穿校服的孩子，呼哧呼哧地往前跑，五公里的路，他骑着摩托车跟在旁边，谁要是落了队，他就喊两句，谁要是摔了,他就从摩托车后备箱里掏出碘伏和创可贴给人包扎。
有一年冬天，路上结了薄冰，他跟着队员跑的时候没留神摔了，胳膊在碎石子上蹭得血肉模糊，队员要扶他去医院，他摆摆手，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擦了擦血，笑着说：“这点伤算啥，你们要是这个月能有两个人跑进二级运动员标准，我摔十次都值。”
这些年，刘红斌自己也记不清给队员贴了多少钱，2018年，队里有个叫杨光的男孩，5000米能跑进16分钟，是省队都点名要的好苗子，可那年他家种的椪柑滞销，一万多斤椪柑烂在家里卖不出去，杨光的爸爸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别练了，回家帮忙卖橘子,不然弟弟的学费都交不上。
刘红斌知道之后，当天就转了两万块钱给杨光的爸爸，说“橘子我全买了，你让杨光安心训练”，那半个月，他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同事同学买橘子，自己骑着摩托车给县城里的人送橘子，脚都冻肿了，最后终于把一万多斤橘子全卖完了，后来杨光拿了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5000米的季军，去年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，入学第一天就给刘红斌寄了自己的北体校徽，现在那个校徽还别在刘红斌的教练服上,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摘。
去年杨光放假回榕江，跟着刘红斌带小队员，给小队员看自己在鸟巢拍的照片，讲自己去全国各地比赛的经历，他跟小队员说：“我以前以为山里的孩子这辈子最多就能跑到贵阳，是刘教练告诉我，我们能跑到北京，跑到全世界。”
我经常看到有人说“体育是有钱人的游戏”，说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玩不起体育，可每次看到刘红斌和他的队员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，对于这些山里的孩子来说，他们不需要昂贵的训练器材，不需要专业的康复师，只要有一双鞋，有一条能跑的路，有一个愿意教他们的教练，他们就能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体育从来都不是什么“有钱人的捷径”，对于普通孩子来说，它是最公平的路：你跑了多少步，流了多少汗，秒表都给你记着,不会骗你。
“傻教练”的坚持，等来了基层体育的春风
前二十多年，刘红斌是很多人眼里的“傻子”，亲戚朋友说他“放着贵阳的好日子不过，回山里遭罪”，家长说他“耽误孩子读书，想靠孩子赚钱”，甚至连之前的同事都笑他“自己贴钱带徒弟，图啥啊”。
2015年，他带队员去贵阳参加全省比赛，路费不够，他把准备给儿子买电脑的8000块钱拿出来交了报名费和路费，儿子知道之后跟他闹了半个月的脾气，说“你心里只有你的队员，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”，那时候刘红斌也委屈，他跟我说，那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坐了半宿，也想过要不就不干了，可第二天一早看到队员在宿舍楼下等他训练，他又心软了：“我要是不干了，这些娃怎么办啊？”
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后来高考填志愿，偷偷填了体育教育专业，去年毕业之后直接回了榕江，给他当助理教练，我上次见他儿子刘畅的时候，他正带着小队员做热身，跟他爸一样黑，一样大嗓门，刘畅跟我说：“以前我确实怨我爸，可后来我看到那些哥哥姐姐回来，一个个都那么感激我爸，我就觉得我爸做的事特别了不起，我也想跟他一样，带更多的弟弟妹妹跑出去。”
2023年榕江村超火了之后，刘红斌的日子终于好过了，县里给少体校修了新的塑胶跑道，还有企业赞助了几十双钉鞋和几百套运动服，现在很多家长主动把孩子送到他这里练体育，再也没人说“跑步没用”了，去年他的队里有17个孩子考上了体育类的本科，加上之前的，28年他一共送出去了127个孩子，有当老师的，有当教练的，还有进省队的，最小的徒弟今年才12岁,已经拿了黔东南州中长跑比赛的冠军。
现在刘红斌的短视频账号有十几万粉丝，经常有人私信他，说想给队员捐鞋捐衣服，还有体育院校的学生说放假了想来当志愿者，刘红斌每次都笑着说“我这是赶上好时候了”，可我知道，要不是他熬了28年，守了28年，就算春风来了,也吹不到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身上。
我们总说要“大力发展群众体育”，要“体育从娃娃抓起”，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像刘红斌这样的基层体育人守在县城、守在乡村、守在大山里，这些口号就永远落不了地，他们没有聚光灯，没有高额的奖金，甚至连编制都没有，可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，给山里的孩子搭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桥,他们才是中国体育最该被看见的底气。
跑下去，就有希望
采访结束的时候，我问刘红斌还有什么愿望，他指着操场上正在跑步的孩子说：“我还想再干十年，至少再送100个孩子出去，让他们都能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，等我跑不动了，还有我儿子，我儿子跑不动了，还有那些出去的孩子回来接着干，只要我们不松手，这些娃就永远有跑出去的机会。”
那天夕阳落在操场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旁边的小队员们喊着号子从他身边跑过，风把他们的运动服吹得鼓鼓的，我突然想起刘红斌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跑步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一直往前跑，别停下，总能跑到你想去的地方。”
是啊，刘红斌跑了28年，跑出了127个孩子的人生，跑出了大山里的体育火种，我们总在追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体育明星，可在我眼里，刘红斌这样的人，才是真正的“体育英雄”，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奖牌榜上，不会被写进体育史里，可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我们：体育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拿金牌，它是给普通人一束光，让那些本来可能被困在山里的孩子,有机会跑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只要还有刘红斌这样的人在，中国体育的根，就永远扎得深，长得壮，只要还有人愿意一直往前跑,就永远有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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