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贵州榕江还裹着三伏天的余热,下午四点的县一中操场上,塑胶跑道被晒得发软,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印子,刘红斌脖子上搭着那条洗得发灰的白毛巾,黑得发亮的胳膊举着秒表,哨子叼在嘴里,眼睛死死盯着跑道上那几个正冲最后一百米的半大孩子,嗓门大得半个学校都能听见:“摆臂!步幅打开!最后30米冲起来!”
结束训练的时候,他的T恤已经湿得能拧出水,脚腕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——那是早年在煤渣跑道上带训练摔的,阴雨天就会犯,旁边的小队员递过来一瓶冰矿泉水,他笑着揉了揉孩子的脑袋,从帆布包里掏出刚打印的二级运动员达标名单,指着上面的三个名字说:“你们三个这个周末跟我去凯里比赛,只要发挥稳定,达标了高考就能加50分,好好拼。”
我去年到榕江采访村超的时候第一次见刘红斌,当时他带着十几个小队员在球场旁边做热身,说是要给村超的球员做表演赛,那天他跟我聊了三个多小时,讲他28年的教练生涯,讲那些从山里跑出去的孩子,讲他口袋里永远揣着的、孩子们寄回来的校徽和奖状,那天我最大的感受是:我们总说中国体育的根在基层,可如果没有刘红斌这样的人守在基层,“根”就是个飘在半空的词。
从“逃学跑步的野娃”到“带娃跑步的教练”
刘红斌自己就是大山里跑出来的孩子,他是榕江栽麻镇人,小时候不爱读书,天天逃学跑到山上跑着玩,十几里的山路,他跑一个来回脸不红气不喘,13岁那年,县少体校的老教练到镇上选苗子,看他追着村里的狗跑都能甩别人半条街,就把他招进了体校练中长跑。
“那时候哪懂什么体育啊,就知道进体校能吃白米饭,能有鞋穿。”刘红斌说,他进体校的时候穿的还是妈妈做的布鞋,第一次穿钉鞋的时候,攥着鞋哭了半小时,“那时候就想,要是以后山里的娃都能有这样的鞋穿,能靠跑步走出大山,就好了。”
1995年,刘红斌从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,本来学校要留他在贵阳当老师,他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到了自己当年穿的那双磨破了鞋尖的布鞋,当天就买了回榕江的车票,那时候榕江少体校连个正经的训练场都没有,跑道是煤渣铺的,一下雨就坑坑洼洼,整个体校的钉鞋加起来不到10双,谁要参加比赛才能穿一次。
他带的第一个徒弟叫韦小兰,是兴华乡的苗族姑娘,当时14岁,5000米能跑20分钟以内,是难得的好苗子,可刚练了半年,韦小兰的爸爸就到体校来接她,说家里弟弟要上学,没钱供她练“没用的跑步”,要带她去广东打工。
刘红斌当时急了,跟着韦小兰他爸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到她家,一进门就掏出自己刚发的800块工资放在桌子上:“叔,小兰的学费我出,生活费我也包,她要是考不上大学,我给你打三年工赔你。”他在韦小兰家待了两天,给她爸妈看自己大学的毕业证,讲那些练体育出来的孩子的故事,最后韦小兰的爸爸终于松了口,说“那就让娃再试试”。
后来韦小兰拿了贵州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3000米的冠军,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,现在在凯里当中学体育老师,每年回榕江都要给刘红斌带自己做的酸汤鱼,上次我见韦小兰的时候,她跟我说:“要是没有刘教练,我现在可能就在东莞的厂里打螺丝,根本不可能站在操场上教别的孩子跑步,我这条命,是跑步给的,也是刘教练给的。”
我一直觉得,很多人对基层体育教练有误解,觉得他们就是“教孩子跑跑步”的,没什么技术含量,也干不出什么大事,可实际上,他们才是中国体育的“第一道门槛”:那些藏在大山里的好苗子,那些没有机会接触专业训练的孩子,要是没有这样的教练愿意沉下来、愿意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家里找人,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还有靠跑步改变命运的机会,刘红斌总说“我没什么本事,就是能认出谁能跑,愿意拉他们一把”,可就这“拉一把”,比多少金牌都金贵。
他的训练场,在山路上、田埂边、煤渣跑道上
2018年之前,榕江少体校还没有塑胶跑道,煤渣跑道一到雨天就没法用,刘红斌就带着队员去跑学校后面的盘山公路,每天早上五点半,他准时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到宿舍楼下喊人,天还没亮,山路上只有他的摩托车灯亮着,后面跟着十几个穿校服的孩子,呼哧呼哧地往前跑,五公里的路,他骑着摩托车跟在旁边,谁要是落了队,他就喊两句,谁要是摔了,他就从摩托车后备箱里掏出碘伏和创可贴给人包扎。
有一年冬天,路上结了薄冰,他跟着队员跑的时候没留神摔了,胳膊在碎石子上蹭得血肉模糊,队员要扶他去医院,他摆摆手,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擦了擦血,笑着说:“这点伤算啥,你们要是这个月能有两个人跑进二级运动员标准,我摔十次都值。”
这些年,刘红斌自己也记不清给队员贴了多少钱,2018年,队里有个叫杨光的男孩,5000米能跑进16分钟,是省队都点名要的好苗子,可那年他家种的椪柑滞销,一万多斤椪柑烂在家里卖不出去,杨光的爸爸给他打电话,让他别练了,回家帮忙卖橘子,不然弟弟的学费都交不上。
刘红斌知道之后,当天就转了两万块钱给杨光的爸爸,说“橘子我全买了,你让杨光安心训练”,那半个月,他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同事同学买橘子,自己骑着摩托车给县城里的人送橘子,脚都冻肿了,最后终于把一万多斤橘子全卖完了,后来杨光拿了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5000米的季军,去年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,入学第一天就给刘红斌寄了自己的北体校徽,现在那个校徽还别在刘红斌的教练服上,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摘。
去年杨光放假回榕江,跟着刘红斌带小队员,给小队员看自己在鸟巢拍的照片,讲自己去全国各地比赛的经历,他跟小队员说:“我以前以为山里的孩子这辈子最多就能跑到贵阳,是刘教练告诉我,我们能跑到北京,跑到全世界。”
我经常看到有人说“体育是有钱人的游戏”,说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玩不起体育,可每次看到刘红斌和他的队员,我就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,对于这些山里的孩子来说,他们不需要昂贵的训练器材,不需要专业的康复师,只要有一双鞋,有一条能跑的路,有一个愿意教他们的教练,他们就能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体育从来都不是什么“有钱人的捷径”,对于普通孩子来说,它是最公平的路:你跑了多少步,流了多少汗,秒表都给你记着,不会骗你。
“傻教练”的坚持,等来了基层体育的春风
前二十多年,刘红斌是很多人眼里的“傻子”,亲戚朋友说他“放着贵阳的好日子不过,回山里遭罪”,家长说他“耽误孩子读书,想靠孩子赚钱”,甚至连之前的同事都笑他“自己贴钱带徒弟,图啥啊”。
2015年,他带队员去贵阳参加全省比赛,路费不够,他把准备给儿子买电脑的8000块钱拿出来交了报名费和路费,儿子知道之后跟他闹了半个月的脾气,说“你心里只有你的队员,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”,那时候刘红斌也委屈,他跟我说,那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坐了半宿,也想过要不就不干了,可第二天一早看到队员在宿舍楼下等他训练,他又心软了:“我要是不干了,这些娃怎么办啊?”
没想到的是,儿子后来高考填志愿,偷偷填了体育教育专业,去年毕业之后直接回了榕江,给他当助理教练,我上次见他儿子刘畅的时候,他正带着小队员做热身,跟他爸一样黑,一样大嗓门,刘畅跟我说:“以前我确实怨我爸,可后来我看到那些哥哥姐姐回来,一个个都那么感激我爸,我就觉得我爸做的事特别了不起,我也想跟他一样,带更多的弟弟妹妹跑出去。”
2023年榕江村超火了之后,刘红斌的日子终于好过了,县里给少体校修了新的塑胶跑道,还有企业赞助了几十双钉鞋和几百套运动服,现在很多家长主动把孩子送到他这里练体育,再也没人说“跑步没用”了,去年他的队里有17个孩子考上了体育类的本科,加上之前的,28年他一共送出去了127个孩子,有当老师的,有当教练的,还有进省队的,最小的徒弟今年才12岁,已经拿了黔东南州中长跑比赛的冠军。
现在刘红斌的短视频账号有十几万粉丝,经常有人私信他,说想给队员捐鞋捐衣服,还有体育院校的学生说放假了想来当志愿者,刘红斌每次都笑着说“我这是赶上好时候了”,可我知道,要不是他熬了28年,守了28年,就算春风来了,也吹不到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身上。
我们总说要“大力发展群众体育”,要“体育从娃娃抓起”,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像刘红斌这样的基层体育人守在县城、守在乡村、守在大山里,这些口号就永远落不了地,他们没有聚光灯,没有高额的奖金,甚至连编制都没有,可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,给山里的孩子搭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桥,他们才是中国体育最该被看见的底气。
跑下去,就有希望
采访结束的时候,我问刘红斌还有什么愿望,他指着操场上正在跑步的孩子说:“我还想再干十年,至少再送100个孩子出去,让他们都能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,等我跑不动了,还有我儿子,我儿子跑不动了,还有那些出去的孩子回来接着干,只要我们不松手,这些娃就永远有跑出去的机会。”
那天夕阳落在操场上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旁边的小队员们喊着号子从他身边跑过,风把他们的运动服吹得鼓鼓的,我突然想起刘红斌跟我说过的一句话:“跑步其实很简单,你只要一直往前跑,别停下,总能跑到你想去的地方。”
是啊,刘红斌跑了28年,跑出了127个孩子的人生,跑出了大山里的体育火种,我们总在追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体育明星,可在我眼里,刘红斌这样的人,才是真正的“体育英雄”,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奖牌榜上,不会被写进体育史里,可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我们:体育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拿金牌,它是给普通人一束光,让那些本来可能被困在山里的孩子,有机会跑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只要还有刘红斌这样的人在,中国体育的根,就永远扎得深,长得壮,只要还有人愿意一直往前跑,就永远有希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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