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冬天我去北京足协参加基层足球裁判资格培训,给我们上课的张指导是上世纪90年代执法过甲A联赛的边裁，头发已经全白了，开场第一句话就让整个教室的嬉闹声停了下来：“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想当裁判，先记住一个名字——龚建平，要么记住他是第一个因为黑哨坐牢的反面典型，要么记住他是整个行业烂透的时候，唯一一个敢站出来退赃的‘老实人’，不管你记住哪一面，都能帮你把手里的哨子拿稳。”
那天的培训课我记了满满三页笔记,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张指导讲的关于龚建平的细节，以及后来我在业余足球圈、职业足球圈亲眼看到的那些事，才明白为什么过去了快20年，龚建平这三个字还是能戳中中国足球最疼的那块伤疤。
那个在看守所咳血的“老实人”，撕开了甲A末年的遮羞布
现在很多年轻球迷可能都没听过龚建平的名字,他生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师，1982年就开始当足球裁判，2001年的时候已经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级裁判，同事、学生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“内向、老实、甚至有点怕事”，如果不是2001年那场席卷全国的甲A扫黑风暴，他可能现在已经是退休的大学教授，偶尔去高校讲讲足球课，日子过得安稳舒适。
2001年,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两家俱乐部联手举报联赛里的黑哨问题，足协当时对外公布“有多名裁判主动退赃”，龚建平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收过钱、并且把37万赃款全额退回的裁判，当时他给足协写了悔过书，说自己“一时糊涂，对不起球迷的信任，愿意接受处罚”，按照当时足协的内部口径，主动退赃的裁判只会受到内部处理，不会追究刑事责任。
可谁也没想到,最后只有龚建平一个人被定性为“受贿罪”，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其他收了钱、甚至收得比他多得多的裁判，都只是内部批评、暂停执法资格，没过几年又陆陆续续回到了裁判岗位，有些人后来甚至成了裁判委员会的领导，张指导那天跟我们说，他当年有个同行朋友也收了钱，退了20多万之后啥事没有，喝酒的时候还跟人说“还好我没像龚建平那么傻，主动站出来，枪打出头鸟啊”。
龚建平进去之后的遭遇更让人唏嘘,他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和胃病，看守所里冬天冷，家属送进去的厚衣服被同监室的人抢了，他冻得整天咳血，2004年就因为白血病恶化死在了监狱里，年仅44岁，他的妻子直到现在还在到处申诉，说“整个圈子都在收钱，为什么只判我老公一个人？”
我从来不为龚建平洗白,他确实收了俱乐部的钱，违反了裁判的职业道德，也触犯了法律，该受处罚，但我始终觉得，当年的处理方式从根上就错了：当整个行业都陷入腐败泥潭的时候，只把第一个站出来认错的人扔出去当替罪羊，对其他同案者网开一面，本质上不是扫黑，而是“杀鸡儆猴”，警告其他从业者：不要出头，不要认错，和大家站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，这个错误的信号，影响了中国裁判行业整整20年。
我见过的基层裁判潜规则，是龚建平事件留下的最恶心的后遗症
很多人觉得黑哨只是职业联赛的事,其实不然，我去年当业余球队领队的时候，就亲眼见识过“龚建平阴影”是怎么渗透到草根足球里的。
我当时带的队是一群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凑的,叫“码农联队”，踢北京一个民间主办方办的“京城杯”业余联赛，我们一路踢进了八强，对手是主办方的赞助商企业队，那场球的偏哨偏到什么程度？我们队的前锋两个明显的单刀球，边裁举旗吹越位，慢镜头回放（我们自己队的人在场边录的）显示前锋至少比对方后卫靠前半个身位；最后10分钟我们2:1领先，对方前锋在禁区里故意用手把球打进，裁判不仅判进球有效，还说我们上去理论的后卫辱骂裁判，给了红牌，最后我们2:3输了球。
赛后我们队长拉着裁判要说法,那个裁判看起来也就20多岁，是北体大在读的学生，刚好我们队的边后卫也是北体大毕业的，算是他的师哥，私下里递了根烟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哥我也没办法，赛前主办方就给我打招呼了，必须让赞助方队进四强，我要是不照着吹，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业余比赛都不会找我执法了，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说，当裁判别太较真，该闭眼的时候闭眼，你看当年龚建平就是太傻，要么就别收，收了就别认，出头的椽子先烂，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”
那天我们最后也没去申诉,因为主办方跟我们说“裁判判罚是最终结果，不服就别来参加比赛”，我当时只觉得浑身发冷：原来现在的足球教育，已经把龚建平当成了“不要当出头鸟”的反面教材，而不是“不能收黑钱”的警示，基层裁判是整个裁判行业的根基，这些年轻人刚入行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，你还能指望他们以后升到职业联赛的时候，能把哨子吹正吗？
我后来跟张指导聊起这件事,他说现在国内的裁判圈就是个封闭的小圈子，老人带新人，资源都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，你要是不遵守潜规则，根本就没法往上走。“刚入行的年轻裁判吹一场业余比赛才200块钱，要是听话，主办方私下还能多给你500，一年下来能赚几万块零花钱，要是不听话，下次就没人找你了，大家都这么干，你一个人想干净，根本活不下去，当年大家都收黑钱，就龚建平一个人站出来认了，所以他死了，其他人都好好的，现在大家都默认这个规则，谁也不会打破，所以黑哨永远灭不了。”
从傅明到沈寅豪，2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没走出龚建平阴影？
龚建平死了之后,中国足球的扫黑风暴也停了，裁判行业的问题不仅没解决，反而越来越隐蔽，2019年鲁能和河南建业的比赛，裁判傅明多次做出争议判罚，赛后被球迷扒出硕士论文抄袭，最后足协只是内部停赛了几场，没过多久又复出执法亚冠比赛；2020年申花和鲁能的比赛，裁判沈寅豪的争议判罚引发不满，同样被扒出论文抄袭，最后也只是暂停执法回学校处理，之后又回到了中超裁判名单里。
去年李铁案爆发,一口气带走了好几个中超知名裁判，有个在中超俱乐部做运营的朋友跟我吃饭的时候说，现在中超吹一场关键战，赢球的俱乐部给裁判的“辛苦费”最少是5万起，要是争冠、保级的关键场次，甚至能给到几十万，都是走现金，没有任何转账记录，就算查到了也没证据，他说：“现在的裁判都聪明着呢，不会像龚建平那样傻到写悔过书、主动退赃，大家都是一起拿钱，法不责众，就算查到了，只要大家都不说，你也没法定罪，现在圈里人提起龚建平，都觉得他是个异类，是个傻子，没人觉得他做错了，只是觉得他太笨了，不懂得保护自己。”
我听了这话只觉得悲哀,20年过去了，我们不仅没有解决裁判腐败的问题，反而整个行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：收黑钱不是错，主动认错才是错；违反规则不是错，破坏潜规则才是错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，比100个黑哨都可怕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本质上就是当年龚建平事件的处理方式，给整个行业埋下了一颗坏种子：选择性执法永远解决不了腐败问题，只有从制度上堵上漏洞，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，你想想，现在国内顶级的国际级裁判，一年的基本工资加上执法补贴也就30多万，还不如中超替补球员一个月的工资，面对几十万的好处费，有几个人能不动心？裁判的执法考核、升降级都掌握在足协少数几个人手里，监督机制完全不透明，就算有争议判罚，足协一句“裁判判罚没问题”就可以打发球迷，就算错了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处罚，这样的制度下，不出黑哨才是怪事。
别让龚建平白死，裁判改革不能再等了
去年培训课的最后,张指导跟我们说：“我明年就退休了，干了一辈子裁判，见过太多脏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以后当裁判的时候，能把哨子吹正，以后有人给你塞钱的时候，你就想想龚建平，他现在坟头草都两米高了，你要是不想后半辈子活在担惊受怕里，就别伸手。”
现在很多人说要给龚建平翻案,我觉得翻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龚建平的事里吸取教训，不要再走20年前的老路，李铁案已经牵出了那么多足协官员、裁判、俱乐部高层，这是中国足球最好的一次刮骨疗毒的机会，我们不能再像当年那样，抓几个替罪羊就完事了，必须从制度上改： 第一，要提高裁判的薪酬待遇，顶级裁判年薪可以提到100万以上，让他们靠合法收入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，不需要冒风险收黑钱； 第二，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，每个裁判的每一次判罚都要公开评分，争议判罚必须向公众给出详细的解释，错判漏判要公开处罚，严重的直接终身禁赛； 第三，要打破裁判圈的封闭小圈子，裁判的选拔、升降级要公开透明，接受全社会的监督，不能再让少数人说了算。
龚建平已经死了19年了,中国足球已经走了20年的弯路，我们不能再让后来的裁判提到龚建平的时候，想到的是“不要当出头鸟”，而是“伸手必被捉”，只有到了那一天，龚建平才算没有白死，中国足球的裁判行业才能真正干净起来，我们这些球迷才能踏踏实实看一场没有猫腻的比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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