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阵子翻中国高尔夫协会的旧档案，我看到一张1984年的泛黄照片：广东中山的荒坡上搭着临时的红色剪彩台，一群穿中山装的本地干部围着个戴藏青色鸭舌帽的老人，老人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1号木杆，笑得眼角的皱纹挤成了团，照片下方的标注只有短短一行：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开业，投资人衣复恩。 我拿着这张照片问身边几个打了五六年高尔夫的朋友，几乎没人知道衣复恩是谁，有人甚至猜测“是不是哪个搞房地产的华侨老板”，其实对中国体育产业尤其是现代体育运动的普及来说，衣复恩是个被严重低估的开拓者，他的故事远不止“建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”这么简单。
前半生开战斗机，后半生和高尔夫绑定的“跨界者”
如果不是时代的际遇，衣复恩的人生本来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，他1916年出生在杭州，20岁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，后来当过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，最高军衔是空军少将，1949年之后他先去了台湾，后来又定居美国，前半生的关键词始终是“飞行”“军队”，连运动都只有军队里常规的跑步、单杠。 他第一次接触高尔夫是1962年在美国，朋友带他去当地的公共球场玩，他一下就被这项运动迷住了：不需要高强度的对抗，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玩，而且讲究规则和礼仪，打一场球四个小时，既能散步锻炼身体，又能和朋友聊天交流，那时候美国的公共高尔夫球场打一次只要2美元，普通工人周末都能玩，根本不是什么“贵族运动”。 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之后，衣复恩第一次回广州探亲，那时候他已经63岁了，走在广州的街头，他发现年轻人下班之后的休闲活动要么是蹲在路边打扑克，要么是挤在单位的篮球场打半场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就是遛弯、下象棋，几乎没有什么适合全年龄段参与的户外运动，他跟当地的朋友提“可以引进高尔夫”，朋友当场就摆手：“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娱乐，我们可不能搞。” 那次回美国之后，衣复恩就做了个决定：要把高尔夫带回内地，不是为了赚有钱人的钱，是想让内地的普通人也能体验到这项运动的乐趣，更想借这项运动，把国外成熟的体育产业运营经验带回来。 我始终觉得，现在很多人骂衣复恩“引进贵族运动”，其实是完全脱离了时代语境的苛责，80年代初的内地，连“职业体育”四个字都没人听过，体育的意义要么是拿金牌为国争光，要么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，没人想到体育还能做成产业，还能成为普通人的休闲消费选择，衣复恩是第一个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，他见过成熟的体育模式是什么样的，也敢冒着被骂的风险把它带回来,这份勇气本身就足够珍贵。
在骂声里建起中国第一座高尔夫球场
1982年，衣复恩找到同样热心内地建设的霍英东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共同出资在内地建第一座正规高尔夫球场，为了选合适的地，衣复恩跑了广东十多个城市，最后选了中山三乡的一片荒坡：这块地全是石头，种不了水稻也种不了果树，本来就是闲置的荒地，不会占用耕地。 但项目刚开工，骂声就铺天盖地来了，当地的村民围在工地门口抗议，说“洋人玩的东西占了我们的地”，还有干部写举报信到省里，说衣复恩“搞资本主义复辟，用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腐蚀干部”，那时候衣复恩已经66岁了，天天泡在工地上，没事就蹲在工地门口和村民聊天，给他们算帐：“球场建起来之后，要招100多个球童，还要招保洁、餐厅服务员，一个月工资至少80块，比你们种水稻一年赚的都多，我还给你们村修公路、建小学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 他说到做到，球场还没建完，他就出钱给周边的两个村修了柏油路，建了新的小学，1984年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正式开业，第一批招的200个员工，全是周边村子的村民。 我去年去中山做体育产业调研的时候，采访过当年第一批当球童的李桂芳阿姨，她今年61岁，还记得当年的场景：“我那时候20岁，在家种水稻，一年累死累活赚不到200块，第一个月在球场拿工资，底薪80加外商给的小费，总共132块，我拿着钱回家给我妈，我妈哭了，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。”李阿姨说，当年她们村有一半的年轻人都在球场上班，没到三年，几乎家家都盖了新瓦房。 更直观的变化是中山的招商引资数据：1983年中山的外资企业一共只有12家，1987年就涨到了127家，很多外商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，愿意来中山投资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正规的高尔夫球场，谈生意的时候有地方去，不用吃完饭就只能在招待所聊天。 现在很多人吐槽高尔夫是“富人运动”，但衣复恩当年给球场定的价格是5块钱打9洞，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两天的工资，真的是朝着大众消费的方向做的，后来高尔夫慢慢变味，是后续的资本入场把价格炒上去了，这份锅真的不该扣在衣复恩头上，我一直觉得，判断一个项目的初衷好不好，不能看它后来变成了什么样，要看推动者一开始的发心是什么，衣复恩当年的愿望是“以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周末都能花几块钱打两杆，就像打乒乓球一样”,这份初心从来都没有错。
他是中国体育产业最早的“铺路石”
很多人只知道衣复恩建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却不知道他对中国体育产业的贡献远不止于此，他其实是中国体育市场化最早的启蒙者。 1987年，衣复恩牵头办了中国第一届业余高尔夫公开赛，所有的运营模式都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：找企业冠名赞助，给获胜选手发奖金，邀请国外的选手参赛，这套现在我们看稀松平常的职业赛事运营逻辑，在80年代的内地根本没人见过，当时内地的体育赛事全是政府出钱办，连“赞助”两个字都没人听过，衣复恩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跑了20多家外资企业，拉到了120万的赞助，还请了国外的裁判团队来做培训，给国内的体育从业者上了第一节“赛事运营课”。 1990年北京亚运会，高尔夫第一次成为表演项目，背后也是衣复恩的推动：他主动给亚组委捐了100万美元，还出钱请了国外的设计团队来建亚运会的高尔夫场地，他说“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，中国也有正规的高尔夫运动，也能办国际级的高尔夫赛事”。 他还一手带出了中国第一代高尔夫运动员，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第一个欧巡赛冠军张连伟，张连伟本来是中山球场的球童，平时没事就偷偷拿着客人剩下的旧球杆练球，衣复恩见他有天赋，就自己掏腰包给他请教练，给他出去国外打比赛的路费和报名费，张连伟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1994年他拿到亚洲业余锦标赛冠军的时候，第一个打电话报喜的就是衣复恩，“电话那头老爷子哭了，说我就知道，中国人也能打好高尔夫，不比外国人差”。 现在我们总说要发展体育产业，要让体育和国际接轨，其实衣复恩在40年前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，他不仅引进了一个运动项目，更是引进了一套完整的体育产业逻辑：体育不仅可以是事业，也可以是产业，不仅可以拿金牌，也可以带动就业、拉动经济、丰富普通人的生活，后来CBA、中超这些职业联赛的运营模式，多多少少都参考过当年衣复恩办高尔夫赛事的经验，说他是中国体育产业的“铺路石”,一点都不为过。
被遗忘的开拓者，值得被更多人记住
2005年，衣复恩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9岁，他的遗嘱里写了两个遗愿：一半的骨灰撒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，另一半撒在老家杭州的钱塘江边，他去世之前跟身边的人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前半生开飞机，是想让中国不受别人欺负，后半生搞体育，是想让中国人的日子过得更舒服，我这辈子值了。” 但遗憾的是，现在记得衣复恩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去年我去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，门口的衣复恩雕像旁边的介绍牌落了厚厚一层灰，很多来打球的年轻人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，我带了个00后的高尔夫爱好者朋友去，她问我“这个爷爷是谁啊，是不是球场的老板”，我给她讲了衣复恩的故事，她愣了半天说“我之前以为高尔夫是最近十几年才传进来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故事”。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公平，现在我们提起体育行业的前辈，想到的都是拿金牌的运动员，都是搞传统项目的教练员，却很少有人记得衣复恩这样的开拓者，他确实没有拿过金牌，也没有教出多少世界冠军，但他给中国体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，让我们看到了体育除了为国争光之外，还有更多的可能性：可以是普通人的休闲方式，可以是拉动经济的产业，可以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。 现在我们国家的高尔夫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，很多城市都建了平民高尔夫练习场，花几十块钱就能打一下午，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愿意送孩子去学高尔夫，我们也有了冯珊珊、李昊桐这样能在国际大赛上拿奖的顶尖运动员，去年我去中山的青少年高尔夫训练营，看到十几个周边村子的小孩在免费学球，教练告诉我，这个训练营是衣复恩1995年出资建的，到现在还在运营，已经培养了300多个青少年球员。 那天站在训练营的草坪上，我突然想起衣复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：“我不是什么高尔夫之父，我就是个摆渡人，把好的东西从河的对岸递过来，让更多中国人能享受到体育的快乐。”这样的摆渡人,值得被我们永远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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