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我去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采访校运会的时候，在跳高赛区第一眼就认出了莫国超，1米92的个子在一群小学老师里格外扎眼，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省队运动服，裤脚卷到小腿肚，正蹲在沙坑边给参赛的小朋友调横杆高度，指尖沾了不少沙粒，有个圆滚滚的小男孩三次试跳都碰掉了杆，站在原地瘪嘴要哭，莫国超立刻站起来做了个夸张的“鬼脸跳”，故意把杆碰得哐当响，逗得小男孩破涕为笑,攥着拳头又站回了助跑线。
如果不是提前做过功课，很难把眼前这个晒得黝黑、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“孩子王”，和2004年那个和张国伟同场竞技、跳出2米25成绩的全国青少年跳高冠军联系起来，那天校运会结束后我们坐在操场看台上聊天，风吹过他额前的白发，他笑着说：“我这辈子跳过最高的杆不是2米25那根，是退役后跨过心里那道‘我不行’的坎。”
曾经的“岭南跳高新星”：我跳过的不只是横杆，还有18岁的骄傲
莫国超的跳高天赋在12岁那年就显出来了，他是佛山顺德人，小时候放学总爱跟着村里的大孩子爬树翻墙，体能比同龄孩子好出一大截，小学六年级运动会他报名跳高，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跳过了1米5，来学校选苗子的体校教练当场就跟他爸妈说：“这孩子是吃体育这碗饭的料，交给我，以后说不定能冲奥运。”
进了体校之后莫国超的成绩涨得飞快，16岁跳1米98，17岁突破2米10，18岁那年参加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，他在决赛里跳出2米25的成绩，力压当时还没出名的张国伟拿下冠军，领奖的时候他攥着8000块奖金的银行卡，第一时间给爸妈打了电话，用全部奖金给家里换了个双开门冰箱，那个冰箱现在还在顺德老家的厨房里用，门上贴满了他小时候的奖状，每次回家摸着凉冰冰的冰箱门，他都能想起那天领奖台上的闪光灯，还有教练拍着他的肩膀说“再过两年你就能进国家队，冲北京奥运”。
那是他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，队里给他制定的训练计划已经瞄准了2米30的健将级门槛，他甚至偷偷在笔记本里写了目标：要做第一个跳过2米35的广东跳高运动员，可命运的玩笑来得猝不及防，2006年冬天广州罕见下了雪，他在冬训做最后一组过杆训练的时候，落地的瞬间听见左脚脚踝传来清晰的“啪”的一声,跟腱完全断裂。
手术很成功，但康复的过程比他想象中难一百倍，第一次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疼得把康复室的不锈钢扶手都捏变形了，练了整整一年，第一次试跳只跳过了1米9，还不如他16岁的成绩，之后的6年他反反复复地训练、受伤、再训练，最好的成绩也只停在了2米10，离国家队的选拔标准差了整整15厘米，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那天，他在省队的宿舍里收拾完行李，正式递交了退役申请。“那天我把所有的奖状都锁在了行李箱最底层，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碰跳高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指尖轻轻敲着看台的栏杆，语气很平静,我却能听出那里面藏着的遗憾。
退役后摆过摊卖过奶茶，才发现最舍不得的还是跑道
刚退役的那两年莫国超过得很迷茫，他拿着20万安置费在佛山步行街开了家奶茶店，1米9的大个子站在吧台里做珍珠奶茶，客人进来第一句话总问“你是不是打篮球的？”，他每次都笑着摇头，说自己是跳高的，对方往往会愣一下，问“跳高？拿过奥运冠军吗？”。
奶茶店开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，步行街同类型的店太多，他又不会搞营销，最后算了算账，亏了8万，之后他又去夜市摆过地摊卖运动袜，晚上搬个小马扎坐在路边，10块钱3双，碰到过以前的体校队友，人家已经在市体校当教练，身边跟着一群穿运动服的小队员，对方递给他一根烟，问他要不要回去做教练，他当时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连奥运都没去过,哪好意思教别人。
真正让他改变想法的是2017年的春天，他以前的小学班主任给他打电话，说学校要开运动会，缺个跳高项目的裁判，让他过去帮忙，那天他站在跳高赛区的边上，看着一群六七岁的小孩踩着运动鞋，盯着横杆的眼睛亮得像星星，有个小男孩跳过去之后摔在沙坑里，滚了一身沙，爬起来第一句话是“老师我是不是飞起来了？”，莫国超站在边上突然就红了眼，他想起自己12岁第一次跳过1米5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心情,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自己脚下。
那天回家他翻出了压在行李箱底的奖状，第二天就去报了教练员资格证的培训班，花了半年时间考下证，然后去了广州天河区的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，专门负责青少年跳高的推广和训练。“以前总觉得只有拿金牌才算成功，那天看着小孩跳过去的样子我才明白，哪怕我自己没站到奥运赛场上，能把我会的东西教给小孩，说不定他们里面以后能有人站上去，这不也是另一种实现梦想的方式吗？”
蹲在小学操场的5年：我见过太多比我当年还有天赋的孩子
到今年为止，莫国超已经在小学操场蹲了5年，他的手机屏保还是2004年拿全国冠军的领奖照，但手机壳已经磨得发白，背面贴着好几个小朋友给他画的“跳高教练”画像，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“莫教练是飞人”。
他现在带了20多个小孩，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才7岁，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有天赋的孩子，他立刻眼睛发亮，给我讲了叫阿明的小男孩的事：阿明是去年来训练的，才12岁，第一次试跳就跳过了1米75，比他当年同年龄段的成绩还要好，但是阿明爸妈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孩子练跳高，觉得练体育是“不务正业”，不如把时间花在补文化课上,以后考个好大学。
莫国超为了这事跑了三趟阿明家，第一次去的时候阿明爸妈连门都没让他进，第二次去他带着自己当年的奖状，还有阿明的训练记录，给阿明爸妈算“体育特长生升学的政策”，说自己每天放学之后给阿明补一个小时文化课，绝对不会耽误学习，第三次去的时候阿明爸妈终于松了口，说“先试半年，成绩掉了就立刻停”，现在阿明已经练了一年多，最好成绩已经到了1米83，上个月刚拿了广州市青少年跳高比赛的丙组冠军，文化课成绩不但没掉，还从班级中游升到了前10，阿明妈妈上次特意买了水果送到学校,握着莫国超的手一个劲说谢谢。
还有个让他印象很深的小女孩，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，左腿有点瘸，每次训练都站在操场边上看，看了快一个月才敢过来问“教练我能不能也试试？”，莫国超特意给她做了个只有80厘米高的横杆，第一次跳过去的时候小女孩站在沙坑里哭，说“我也能飞”，莫国超说那时候他的眼泪也差点掉下来，“我当年拿全国冠军的时候都没那么感动，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体育的意义从来不是只有拿冠军，它能让一个觉得自己‘不行’的孩子，突然发现自己也能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这5年他自己掏腰包花了快3万块给孩子们买器材，学校的海绵垫太旧了，他自己上网买新的，小孩的护具磨坏了，他偷偷给买新的，从来不让小孩掏钱，他现在每个月工资才4000多，一半都花在了这些地方，女朋友有时候调侃他“你给小孩买护具比给我买口红还大方”，他就嘿嘿笑，说“等以后孩子们拿了冠军，我给你买十根口红”。
别再说“练体育没出路”：体育的意义从来不是只有拿金牌
作为一个跑了8年体育口的记者，我见过太多像莫国超这样的退役运动员，他们有的进了事业单位朝九晚五，有的转行做了生意，还有的因为伤病生活困顿，但是很少有人像莫国超这样，愿意沉下心来蹲在小学操场,做最基础的青少年体育推广。
我问过他后不后悔，毕竟如果当年不退役，哪怕拿不到奥运奖牌，现在说不定也能在省队当个教练，待遇比现在好得多，他摇了摇头，给我算了一笔账：“这5年我带过的孩子快有200个了，有的拿了省赛冠军，有的以后可能不会走职业体育的路，但是他们都爱上了运动，身体素质变好了，遇到挫折不会随便哭了，这不比我一个人拿冠军有价值多了？”
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体育舆论都陷入了一种“唯金牌论”的误区：大家只记得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冠军，觉得运动员拿不到金牌就是失败，觉得练体育就是“没出路”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，那些站在顶端的冠军，其实都是从无数基层的训练场里走出来的，没有莫国超这样蹲在小学操场的基层教练，就不会有未来的世界冠军，更何况，体育的价值本来就不该只用金牌来衡量：它是小孩跳过高杆时的自信，是跑完全程时的坚持，是遇到挫折时的抗挫能力，这些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,却是能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财富。
那天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有几个训练的小孩留下来加练，莫国超站在沙坑边喊着“助跑再快一点，抬腿！”，夕阳落在他的身上，和18岁那年站在全国领奖台上的他，影子叠在了一起，我突然觉得，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跳高赛场：以前他的对手是横杆，现在他的对手是大家对体育的偏见，是基层体育资源的匮乏，而他正在跳的这根杆，比2米25要高得多,也有意义得多。
现在很多人问莫国超未来的打算，他说没什么远大的理想，就想多带几个孩子，最好能有孩子以后能站到世界赛场上，“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肯定要坐在观众席上给他加油，告诉他，你教练当年也跳过2米25呢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得很开心，像个拿到了糖的孩子，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体育最动人的地方：有人站在光里领奖，就有人在暗处播种，而那些播种的人,同样值得我们所有的掌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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