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记住邦达连科这个名字,是2013年8月16号的深夜，当时我在南方体育院校的宿舍里，空调坏了快一周，三个光着膀子的室友挤在一台掉漆的14寸笔记本前，蹲守莫斯科田径世锦赛的男子跳高决赛——我们本来是冲当时刚冒头的中国选手张国伟去的，结果最后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被那个留着浅棕色小卷毛、每次过杆都攥着拳头咬着牙低吼的乌克兰选手勾走了，当他以近乎完美的背越式姿态擦过2米41的横竿，那根晃了三下最终稳稳停在支架上的横竿，让我们三个喊得整层楼的声控灯全亮，楼下宿管阿姨拍了五分钟的门。
体育圈里叫邦达连科的运动员不少：有拿过澳网女双冠军的乌克兰网球邦达连科姐妹，有苏联时期拿过欧锦赛金牌的跳远名将瓦列里·邦达连科，但最让我记到现在的，还是这个身高1米98、笑起来有两个虎牙的跳高选手博格丹·邦达连科，他的人生从来不是什么“天才一路开挂”的爽文，更像一个攥着烂牌拼命往山顶爬的普通人的闯关记。
小镇泥地里踩出来的跳高天才：他的第一根横竿是父亲焊的旧钢筋
1989年,邦达连科出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小镇柳博京，父母都是当地基层的体育老师，在整个国家经济刚经历苏联解体震荡的90年代，他家的条件差到连一套完整的跳高装备都买不起。
他第一次接触跳高是7岁那年,父亲在自家后院的两棵老杨树上钉了两个钉子，把从工地捡回来的旧钢筋两头磨平了当横竿，底下铺的是从田里收来的干稻草——这就是他人生第一套训练器材，别的小朋友放学去玩游戏机，他就蹲在后院练助跑、起跳，摔在稻草堆里经常扎一身的草屑，冬天稻草被冻得硬邦邦的，他12岁那年冬天跳的时候没控制好落点，胳膊直接杵在地上脱臼，妈妈抱着他哭着说什么都不让他练了，他第二天把自己攒了半年、本来想买足球的零花钱换成了妈妈爱吃的蜂蜜蛋糕，拽着妈妈的衣角说：“再让我练一年，要是13岁还进不了市队，我就去念技校学修车，再也不跳了。”
他16岁那年才第一次摸到专业的跳高垫,当时他代表小镇去哈尔科夫参加青少年比赛，第一次跳完落在海绵垫上的时候，他抱着垫子蹲在地上哭了五分钟，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：“我之前一直以为跳高摔下来肯定会疼，那天才知道，原来落在垫子上是软的。”那天他跳出了2米12的成绩，拿到了人生第一个市级冠军，奖品是一双全新的跳高钉鞋，他揣在包里舍不得穿，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回家，第一时间先给发小安德列试了试——安德列是从小跟他一起在后院跳钢筋的伙伴，因为家里穷，连去市里参赛的路费都凑不齐。
我以前做体育编辑的时候,跟同行聊起寒门运动员的成长，总有人说“现在的体育就是拼资源，没有钱根本练不出来”，但每次我都会想起邦达连科的故事，我们总说“天赋决定上限，努力决定下限”，但很多人忽略了，很多像邦达连科这样的孩子，一开始连触碰到“努力门槛”的机会都没有，他的起跑线是小镇后院的泥地，横竿是父亲焊的旧钢筋，缓冲垫是干稻草，他的每一步跳跃，都是踩着泥地往云上蹦，能跳多高，从来不是器材决定的，是他那股“我偏要跳”的狠劲决定的。
2米41的封神之夜：他跳过的不只是横竿，还有压在肩上的时代重量
2013年的莫斯科世锦赛,是邦达连科的封神之夜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那次参赛的经费，都是柳博京当地的小商人凑出来的，当时乌克兰的局势已经开始动荡，国家队的经费砍了又砍，连给他买新钉鞋的钱都拿不出来，他脚上穿的那双钉鞋，鞋尖已经磨破了两次，是他妈妈用粗麻布一针一线补好的，出发去莫斯科的前一天，他接到了发小安德列的电话：小镇上爆发了冲突，流弹擦过了安德列的右腿，医生说他以后可能再也不能跳高了。
那天的决赛,2米35的高度已经淘汰了所有选手，只剩邦达连科和另外两名名将，2米38的高度，邦达连科第一次试跳就轻松过杆，他没有停下来等对手的成绩，直接跟裁判示意：“我要跳2米41。”现场的观众当时就沸腾了——要知道，这个距离古巴名将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世界纪录，只差4厘米，是过去20年里没人敢挑战的高度。
我现在翻当时的比赛录像还会起鸡皮疙瘩：他往后退了12步，在胸口画了个十字（那个十字架是安德列18岁生日送他的礼物），助跑、起跳、背弓、落垫，整套动作流畅得像一幅画，横竿晃了三下，没掉，整个体育场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，他从垫子上爬起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欢呼庆祝，是从运动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绣着乌克兰国徽的手帕，捂着脸蹲在垫子边上哭，当时解说员杨健喊到声音都破了：“这是人类跳高史上近20年的最佳成绩！邦达连科把名字刻进了历史！”
后来看赛后采访我才知道,他口袋里的那块手帕，是出发前妈妈塞给他的，他当时满脑子都是躺在医院里的安德列，还有小镇上守在电视机前看他比赛的邻居们，他说：“我跳2米41不是为了破纪录，是想告诉我的家乡人，哪怕现在日子很难，我们还是能跳得很高，还是能看到希望。”
我一直反感有人说“体育要远离政治”“体育就是纯粹的比赛”，因为在邦达连科的这次跳跃里，我看到的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成绩数字，是一个年轻人背负着家乡的苦难、亲友的期待，硬生生跳出来的一束光，体育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，赛场上的每一次起跳，背后都藏着具体的人的命运，藏着他们的牵挂、执念和想给在意的人挣一口气的念头，这才是体育最动人的地方。
跟腱断裂后的至暗3年：他用半块黑面包熬走了所有质疑
巅峰来的有多快,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多疼，2014年3月，邦达连科在一次训练中跟腱完全断裂，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说，跟腱就是吃饭的家伙，医生当时直接给他下了判决书：“你以后最多能跳2米25，不可能再回到巅峰了。”
那段时间的邦达连科,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，2015年他第一次复出，刚跳了一次就又扭伤了脚踝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他连资格赛都没过，试跳2米29三次全部失败，低着头走出赛场的时候，乌克兰的媒体直接骂他是“昙花一现的废物”“拿了冠军就飘了，根本不训练”。
我2017年去北京参加一个田径行业论坛,碰到了一个乌克兰的体育记者，他跟我讲了那段时间邦达连科的日子：他租住在基辅郊区一个15平米的小出租屋里，没有教练，没有经费，每天早上6点就步行40分钟去附近的公立体育场训练，看门的大爷知道他的情况，每天都会给他留半块自己带的黑面包，他就着训练场的直饮水当早餐，他把2013年跳2米41的照片贴在出租屋的墙上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，他跟记者说：“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废了，但我以前在泥地里都能跳，现在有垫子有钉鞋，我为什么不能再跳一次？”
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做一个“运动员退役后的困境”的选题，采访了很多拿过冠军后来受伤的运动员，很多人都是巅峰的时候被捧上天，一旦受伤成绩下滑，就被所有人遗忘甚至指责，我们太擅长造神，也太擅长毁神了，我们总喜欢给运动员贴“天才”“战神”的标签，却忘了他们也是会疼、会累、会受伤的普通人，那些摔了跤还愿意爬起来接着走的人，那些在谷底还愿意抬头看天的人，从来都比一直站在山顶的人更值得尊敬。
横竿会落下，但人生的高度从来没有上限
2019年多哈世锦赛,30岁的邦达连科重新站在了决赛的赛场上，他最后跳出了2米30的成绩，拿到了铜牌，虽然这个成绩比他巅峰的2米41差了11厘米，但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给他鼓掌，他站在领奖台上笑得露出虎牙，跟记者说：“我知道我再也跳不到2米41了，但我还能站在这里跳，就已经赢了。”
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,邦达连科没有选择出国避难，他加入了乌克兰的志愿救援队，每天开车往前线运送物资，救助受伤的平民，去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，镜头里的他留了胡子，皮肤晒得黝黑，他说他前段时间在救助站碰到了一个12岁的小男孩，也是练跳高的，腿被炮弹炸伤了，哭着说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跳了，邦达连科把自己2013年世锦赛金牌的复刻版送给了他，跟他说：“我以前跟腱断了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能跳了，你看我现在不还是好好的？等你腿好了，我陪你一起跳。”
去年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公益体育的活动,碰到了一个来中国留学的14岁乌克兰小男孩，他也是练跳高的，手机屏保就是邦达连科跳2米41的那张照片，他跟我说：“我的偶像是邦达连科，他告诉我，不管遇到什么坎，只要你敢跳，就肯定能过去。”
那天我突然就懂了,邦达连科的人生价值，从来不是那个2米41的数字能定义的，他跳过的不仅是赛场上的横竿，还有人生里一个又一个比横竿高得多的坎：贫穷、伤病、战乱、质疑，这些坎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都能把普通人压垮，但他都跳过去了。
现在我有时候工作不顺,或者遇到什么坎觉得熬不过去的时候，就会翻出2013年他跳2米41的那段视频看看，我总想起13岁的他站在小镇后院的泥地里，面前是父亲焊的旧钢筋横竿，底下是硬邦邦的稻草堆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眼睛盯着那根横竿，没有丝毫犹豫就冲了过去。
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,都有那么一根横竿：可能是考了好几次都考不过的证书，可能是拼尽全力还是完不成的KPI，可能是家里人生病凑不齐的医药费，可能是怎么都过不去的情感难关，很多时候我们站在横竿面前，抬头看一眼就觉得“太高了，我肯定跳不过去”，但你看看邦达连科，他在泥地里跳钢筋的时候，怎么会想到自己能跳2米41？他跟腱断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怎么会想到自己还能站在世锦赛的领奖台上？
横竿永远立在那里,它有多高从来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往后退几步，敢不敢助跑，敢不敢起跳，毕竟，人生的高度，从来不是那根横竿决定的，是你起跳的勇气决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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